孔夫子的成就快...快...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4-10-24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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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 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 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思想品格 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学术贡献 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教育贡献 文化巨人——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由于孔子在讲学中,所下的功夫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弟子感受到,老师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故弟子都发自内心的崇敬.他们追随、侍奉、保卫他,他们随他一起奔波行道,周游列国,备受艰辛与饥饿而毫无怨言.当有人诋毁孔子时,则正色以告其人“不自量”.当遇到危难时,则舍身护卫.夫子逝世,弟子们如丧考妣,皆在坟周服丧三年.子贡独守六年.其尊师重道精神,至今仍传为佳话.后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许多教育理论和方法,是当今广大教育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好像没有学籍管理制度,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没法子毕见其纤毫.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一切文献,全靠用刀来刻,诸般辛苦之中,难免出现错别,以至以讹传讹;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将错就错,胡乱解释一通,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于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则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东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可是竟也出入颇大,比如子声在《史记》上叫乐咳,在《家语》上却叫乐欣;子徒在《史记》中叫郑国,在《家语》中却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在《论语》叫南宫适,在《史记》叫南宫括,在《家语》里,又叫南宫韬了.等等等等,参差处极多.这些一人多名现象,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而且《史记》与《家语》所开列的,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记列了七十七个,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开头.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家语》更是荒唐,题目明明写着《七十二弟子解》,里头开列的,却足足七十六人,最后还又总结说:“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睁着大眼说瞎话,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却不知该折中于谁.今较其两者,以《史记》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且以实史闻名;而《孔子家语》虽以“孔子家语”名书,却历来被视为伪书,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相对之下,似不如《史记》足凭.两者相权,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所以,俺决定以《史记》为基础,与《家语》相杂较.司马迁所列这七十七人中,说不得有五个是编外人员,至于是哪五个,俺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还请博物君子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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