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奇闻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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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2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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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9-19 00:32
*四年，袁世凯想做皇帝，深怕章太炎先生反对，先期诱至北京，幽于龙泉寺；先生忧愤之余，梦做阎罗王。当时有报宗仰和尚书云：
「仰上人侍者：快接复曹，神气为开，所问幻梦事状，今试笔述，愿上人评之。去岁十二月初，夜梦有人持刺，请吃午餐，阅其主名，则王鏊也。（王，震泽人，明武宗时贤相。）走及门外，已有马车；至其宅中，主人以大餐相饷；旁有陪客，印度人、欧洲人、汉人皆与。各出名刺，汉人有夏侯玄、梅尧臣。余问王公："读史知先生各德，而素无杯酒之欢，今兹召饮，情有所感。"王曰："与君共理簿书事耳！梅君则总检察，吾辈皆裁判官，以九人分主五洲刑事；而我与君，则主亚东事件者也。"余问王曰："生死为寿量所限，轮回则业力所牵；大自在天尚不能为其主宰，而况吾侪？"梅氏答曰："生死轮转，本无主者，此地唯受控诉，得有传讯逮捕事耳。传讯者不皆死，逮捕则死矣。既判决处分后，至彼期满释放后，又趣生诸道，则示非此所主也。"余念此论，颇合佛法，与世俗传言焰摩主轮回生死者不同。因复问言："铁床铜柱，惨酷至极，谁制此法者？"皆答曰："此处本无制法之人；吾辈受任，亦是阎浮提人公举，无有任命之者。法律，则参用汉、唐、明、清及远西日本诸法，本无铁床铜柱事也。受罪重者，禁捆一劫；短则有百年。而笞杖之与死刑，皆所不用。吾辈尚疑狱卒私刑，以铁床铜柱，困苦狱囚，因曾遣人微往视之，皆云无有。而据受罪期满者言，则云确受此痛。"余曰："狱卒私刑，非觇察所能得，吾此来当与诸公力除此敝何如？"王答曰："固吾心也。"遂返。明日复梦到署视事。自后夕夕梦之，所判亦无重大案件，唯械斗谋杀，诈欺取财为多。如此幻梦不已，而日曜（星期日）之夜，则无此梦。余甚厌之。去岁梦此二十余日；一日，自书请假信条焚之，夜亦无梦。一夕，尽换狱卒，往询囚徒，云："仍有铁床铜柱诸苦。"因问此具何在？囚徒皆指目所在，余则不见，归而大悟。佛典本说此为化现，初无有人*迫之者，实罪人业力所现耳。余之梦此，是亦业感也。今春以人参能安五脏，买得服之，并于晚饭后宴坐观心一小时顷，思欲去此幻梦，终不可得。来示谓不作圣解，此义鄙人本自了然。但比量上知其幻妄，而现量上不能除此翳垢，自思此由嗔心所现故耳。吾辈处世，本多见不平事状。三岁以来，身遭患苦；而京师故人，除学生七、八人外，其余皆俯仰炎凉，无有足音过我者。更值去岁国体变更问题，心之嗔恚，益复炽然，以此业感，而得焰摩地位，固其所宜。息嗔唯有慈观，恐一行三昧，亦用不着。慈观见涅盘经，虽说其义，而无其法；亦如竟无从下手耳。想上人必有以教我也。（所嗔之事，有何体性？能嗔之心，作何形象？未尝不随念观察，而终不能破坏。）......章炳麟和南三月三十日」
章先生书中所言：可得三点启示：
一、章先生奔走*，九死一生，鼎镬在前，奋不顾身。其磅礴无前之气概，足以薄日月而撼山河，即经中所谓威神是。故能独到狱所。
二、先生不见炮烙等刑，而罪犯能见，以先生无此业，故亦不招此感，而地狱惟业所显，亦可得一确证。
三、「来示（指宗仰上人来信）谓不作圣解，此义鄙人本自了然。但比量上知其幻妄，而现量上不能除此翳垢，自思此由嗔心所现故耳。」此即经中所谓「业力不可思议」，亦即「习气难除」之证。经言：「阿罗汉习气未净，惟佛方能除尽。」故成佛须三大阿僧只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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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9-19 00:32
章太炎章太炎章太炎章太炎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作者：鲁迅
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元年*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但*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镳。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