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主持中正大学时，经常请本校名师和校外名人发表演讲。每次讲完，胡先骕都要做个总结。当年到中正大学演讲过的校外人士有张治中、陈立夫、朱家骅、邓文仪、熊式辉、蒋经国、吴有训、陈嘉庚等等，据说胡先骕的总结往往比演讲人还要精彩。有一次，本校文法学院院长马博厂做完学术报告，胡先骕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说：“想不到马院长不学无术，一至于此!”中正大学的学生说：“马院长的确也是个处世圆滑的人物”，“他事先的准备不够，讲学的内容较为贫乏”，因此也只能怪他自己。
胡先骕担任校长后，一心要把中正大学办成一所知名的高等学府。他曾经说：“英国有句格言，牛津大学拔了刀，全国跟着跑。我要做到中正大学拔了刀，全国跟着跑。”为了实现“名人名校”的办学理念，他先后请来蔡方荫、俞调梅、戴良谟、张闻骏、周拾禄、叶青、雷洁琼、王易、欧阳祖经、姚名达、王宗和、刘乾才、潘大逵、卢润孚等人担任教授。有一位名叫郭善洵的学生后来赴美国留学，最终成为知名的电脑专家。1978年他应清华和中国科技大学邀请多次回国讲学，留在国内的老同学问他改行有没有困难，他不假思索地说：“当年正大有那么棒的老师，使我大学四年学到的专业基础理论很扎实，后来虽一再改行，毫无困难。”
中正大学建校之初，拥有三院九系，即文法学院的经济系、政治系、社会教育系，工学院的土木系、化工系、机电工程系，农学院的农艺系、畜牧兽医系、森林系，另外还有一个研究部。第二年，文法学院增设文史学系，农学院增设生物系。胡先骕是生物学家，他本人有深厚的文史修养，因此非常重视文史研究。为此，他在杏岭山坡上建起一栋两层楼房供研究部使用。楼内辟有中山室和资料室，收集了大量资料，聘请了研究教授，既领导着校内的学术研究，又为师生们提供了方便。除了研究院之外，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也比较丰富，其中有“各种中英文书籍、刊物也不少，很多影印的外文书，纸张低劣，字迹不清，但总算满足了学生读书的需求。”
胡先骕看来，瓦维洛夫的理论重要、研究精深，“在瓦维洛夫数十年领导之下，不但在苏联的农业科学开一新纪元，即以全世界而论，亦已进入一新时代。欧美学者认为瓦维洛夫的研究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有计划地作世界范围的搜集与研究工作如瓦维洛夫所作的…… 不幸得很，我们对于这么伟大的一位苏联育种学家的成就与著作知道得极少。在苏联科学院刊布瓦维洛夫的全集以前，我希望我们能将此英译本赶紧翻译出来，不但农业工作者可从其中汲取无尽的宝贵知识，以改进其工作;便是生物学工作者，亦可从此书得到莫大的启发。” [13]
胡先骕的晚年，苦于无法获得原著以及精力有限，仅写过一篇介绍瓦维洛夫《栽培植物的起源变异免疫与育种》的文章，翻译了一篇《栽培植物的新系统学》。1957年夏，胡先骕还在江西农学院向全体师生介绍这位伟大的甚至是 “空前绝后” 的科学家。他曾向中国科学院和农业科学院建议举行瓦维洛夫诞辰70周年纪念会，但未获采纳。[14]
1958年秋，胡先骕又建议老友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能否 “大力提倡，精研瓦氏之书，掌握其方法，大力研究我国固有的农产品品种，以开风气。” [14] 此事后续情况不详，但六十多年过去，除个别单位有过小规模的瓦维洛夫著作翻译之外，大宗著作的介译仍不见踪影。
1959年起，胡先骕多次心脏病发作。1968年7月16日，病逝于北京寓所。
胡先骕一生笔耕不辍。他自幼被视为神童，博闻强识，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胡先骕在22岁时的诗中，自认“下笔摩古健，颇欲追班扬”(胡先骕诗《壮游用少陵韵》，作于1916年)。同时他又有发表欲，无论是科学论文、文学批评、政论建议、诗词歌赋，都要展现出来让大家看到。除了对诗词分外珍爱而在晚年重新整理之外，他对其他文字并不在意保存。在战乱流离中未经发表就遗失的文字不在少数，晚年因被抄家而散毁的手稿更是无法估量。即便如此，不写日记、不写小说而以科学研究为主业的胡先骕，仍遗存近1300万字。
大多数人知道胡先骕是因为他是“水杉之父”。胡先骕与郑万钧于1948年发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活化石”水杉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植物学发现”，以至于水杉今日遍植于世界，中国南北城市众多的水杉林也成为不再稀奇的风景。但很少有人理解，确定一亿年前的化石与眼前的活体植物是同一个东西，靠的是胡先骕积累30年的学术功力。这种功力体现在胡先骕上百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和10本中英文专业著作中。胡先骕是第一个发表植物新属(1928年的秤锤树属)和新科(1934年的鞘柄木科)的中国人，这是中国科学家跻身国际植物学界的开端。他一生发表的植物新类群更是数不胜数。
每个中国孩子都熟知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覆盆子，其学名也是胡先骕于1925年所定名。胡先骕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植物属志》厚达1500页，第一次梳理了中国全部植物属和重要代表种。这部博士论文成为之后半个世纪中国植物分类研究的必备参考资料，并成为《中国植物科属检索表》(1953-1954)的基础。完成于1938和1940年的《中国山东省中新统植物群》(英文)检视的则是2000万年前的化石植物。而后期完成的《经济植物学》《国产牧草植物》《经济植物手册》等，至今仍有实用价值。胡先骕的植物学发现，已经成为当代人常识的一部分。植物学家们就是这样用人类的理性系统将自身所赖以生存的茫茫植物世界确定下来。
1909年，中国成立近代第一个民族革命旗帜下的文学社团——南社。1914年，在美国留学的胡先骕经杨杏佛介绍，与任鸿隽、梅光迪一同加入南社，并陆续在《南社丛刊》发表诗词。1917年3月，胡先骕致书柳亚子，赞赏同光体诗派，却遭柳亚子奚落，并说:“妄人胡先骕谬论诗派，书此折之。”并作诗批评推崇同光体的江西诗派，其他社员为胡先骕打抱不平。这就是有名的南社唐宋诗之争。
1940年，日本桥川时雄编撰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一书，曾把植物学家胡先骕与诗人胡先骕认为同姓同名的两个人，岂知原为一人，传为美谈。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胡先骕完成了170首苏东坡诗词及《长生殿》全本的英译。
胡先骕是一位大诗人，从学宋诗入手，汲取多家，入而能出，自成一家，是同光体嬗变时赣派中承前启后的大家，在20世纪中国诗坛上独树一帜。
胡先骕一直相信中国古典诗歌形式也能反映现代科学的精神和科学发现。1961年胡先骕完成了《水杉歌》。这首独具特色的科学诗，充分体现了胡先骕广博的文学和生物学功底和非凡的豪爽气概。
1949年，新中国成立，胡先骕选择留在大陆，成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继续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1968年7月16日，胡先骕去世，终年74岁。1984年7月，其骨灰安葬于庐山植物园。“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让我们寻着先贤的光辉，砥砺奋进，不断前行!
胡先骕(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哈佛大学博士，我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被誉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和“水杉之父”。他同时是我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开创者、学衡派主要人物、古体诗人和知名教育家。
胡先骕先生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为深切缅怀胡先骕先生的科学贡献，大力弘扬先生的教育思想，追忆其文学成就，展现“一代宗师”的崇高人格，学校将陆续刊登纪念文章，以飨读者。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如此谈论文艺复兴：“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胡先骕属于这种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巨人，他这一生成就的事业太多，多到人们数都数不过来。以30年代中期为例，胡先骕这边为创立庐山植物园和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等机构奔波操劳，那边撰写出一系列论文与《种子植物分类学》等著作，并翻译了170首苏东坡诗词和洪昇《长生殿》全本(《长生殿》英译附有一篇两万多英文单词的译者介绍)，还发起成立了中国植物学会并创办了《中国植物学杂志》，等等。这样豪气干云的忘我投入，与今天一些人的“躺平”形成鲜明的对照。
现在许多人热衷于谈论江西历史上人才辈出的盛况，网上还有人用“环江西__圈”来表达对发展现状的焦虑，《全集》在这样的情况下横空出世，有利于提振今人的地域文化自信，因为它显示“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之语并非只适用于过去——赣鄱大地直到20世纪还在“出产”如此非凡的人物，这片土地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胡先骕所领导的中国植物学事业，在其后一段时期内，并不被认可，甚至遭到批判，认为“把大批标本送往美国，这是买办阶级的卖国思想”。胡先骕本人也好字画和图书收藏，但未及如何处置之时，即被抄家运走。于此，胡先骕未留下任何文字，很快便去世了。
胡先骕赞誉之杨绰庵，晚年则更为悲惨，《百度百科》有其词条，云：“杨绰庵(1895-1955)，祖籍河南，出生于福建，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北京法文学堂毕业。新中国成立加入民革，1950年被捕，1955年被错杀。1982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宣布撤销原判，予以平反。”杨绰庵担任江西省建设厅长十余年，然已被遗忘。其所创设之天翼图书馆，抗战胜利后，迁之九江，改名为省立九江图书馆。曾任天翼图书馆馆长之程长源于1988年作《记杨绰庵与天翼图书馆》，是少有几篇关于杨绰庵之文。
1949年静生所被中国科学院接收，成立植物分类研究所，胡先骕在交接会议上，言及乐山木材试验馆部分设备属于静生所，植物分类研究所成立后应将其收回。后唐燿向植物分类所所长钱崇澍请示，询问试验馆静生所财产应如何处置，钱崇澍作出归试验馆所有之决定。今日中国林业科学院木材工业研究所木材标本馆尚保存静生生物调查所时期木材标本，即当年之设备，其中还有胡先骕所采。
唐燿屡经____后，于1980年撰写回忆录，但对木材试验馆之变迁却语焉不详，后世研究者遂无从谈起，幸有傅峰先生对历史怀有景仰之情，将这段学术脉络延续起来，令人敬佩。由此也见胡先骕之于中国近现代植物学贡献厥功至伟，名之为奠基人，乃是实至名归。
1943年上半年，中正大学青年剧社在泰和城内举行义演，演出话剧《野玫瑰》。第二天，当地的《民国日报》刊登一则简讯：“国立中正大学青年剧社昨晚公演话剧《野玫瑰》，演出成绩欠佳，秩序尤成问题。”该报由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主办，消息刊登后激起学生的强烈反弹。
政治系学生谭峙军说，当时他正在主持这个剧社，公演第一天，《民国日报》一位姓项的记者把自己的招待卷送了人，却带着女朋友强行入场，还搬了两张椅子挡住观众视线，造成通道阻塞。负责前台事务的同学劝他购票入座，他一口拒绝。于是维持秩序的警员只好在观众的嘘声中把他们赶了出去。《民国日报》的简讯激怒了学生，他们找报社交涉，认为这个报道失实，影响了剧社的演出声誉，要求予以更正。但是报社方面却始终虚与委蛇，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直到义演结束，也没有任何表示。在多次交涉终无结果的情况下，学生们情绪失控，一哄而起，把报社砸了个稀烂，并且围攻了省党部，迫使省党部主任越墙而逃。事件发生后，日军乘机大做文章，说国立中正大学反对抗战，与中国国民党发生激烈冲突。蒋介石闻讯也非常生气，责令朱家骅等人严肃处理此事。为此，陈立夫和朱家骅先后来到中正大学，正在重庆的胡先骕也赶回学校。
胡校长回来后，马上把谭峙军找来，在详细了解当时的情况后，对他说：“事情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现在你冷静想一想，为什么一定要去打报馆?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然后扬了扬手说：“你不要不经思索便急于回答我的问题。你冷静的想想，想清楚了，再回答。”谭峙军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便回答说：“报告校长!我想过了!我实在仍然想不出更好的法子。——因为，当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已经把一切能做而该做的都做过了。”胡先骕听完后，平静而慈祥地说：“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天，你仍旧认为除了采取野蛮手段而外，别无其他方法可以解决，可见得也并非一时冲动。”说到这里，谭峙军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校长会说出这样的话。胡先骕接着说：“不过，年轻人动辄打架，总是不好的!你们也应该受点儿处分。既然不是你一个人闯的祸，那么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叫所有去打过的同学大家签名，你去吧!”谭峙军正要出门，胡先骕又叮嘱说：“你不要签第一名，这种事儿没有什么风头好出的!你懂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