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其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了艰苦不懈的努力,起了中流砒柱的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统一战线内部其他政党、政治派别、军事集团等为此作出的贡献。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事集团是国民党系统中一支较大的地方实力派,其基本性质是反共反人民的。但九一八事变后,其政治态度有所改变,并逐步朝着抗日、民主、团结的方向迈进,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一定的进步作用。正确评估这种作用,对于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桂系政治态度的变化
桂系政治态度的变化是它能够加入统一战线并在其形成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的前提。这种变化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
1.由反蒋反共倾向抗日阶段(1931年9月一1936年初):这个阶段其政治态度的特点:一是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表示不满,倾向抗日;二是极力巩固在广西的统治以达到拒蒋、反蒋、与蒋争权的目的;三是坚持与人民为敌,实行剿共灭共的政策。自191年“九一八”事变起,在抗日问题上桂系与蒋介石发生了严重分歧。针对蒋顽固坚持“决不能因外患之严重而放弃内乱之平定”的方针及其坚决镇压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行为,桂系明确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并对蒋的不抵抗政策严厉谴责,这反映了其倾向抗日的态度。但此时其政策的基本点仍是巩固在广西的统治,以防蒋、拒蒋并与之争权。它抓住当时抗日的主旋律,将反蒋抗日并提,主要的目的是想“借抗日之名,行反蒋之实”。佳系与蒋历来矛盾重重,虽然这种矛盾有时也以战争这种明朗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更多的是一种暗中较量。鉴于九一八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桂系确立了“从根本上整顿广西省政”、“励精图志,充实力量,准备随时应变”的方针,这既是为暗中较量作准备,也鲜明地反映出桂系此时政策的基本点。“应变”固然有应付日本侵略方面变故的因素,但更重要还是应付国民党蒋介石方面的变故,即防止蒋系势力借抗日伸入其统治范围。这种政策随着日本侵略加深才有所改变,并逐步转向拥蒋积极抗日。
桂系与蒋介石虽然有很多矛盾,但其阶级本质是一致的,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与共产党代表的人民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所以,虽然九一八后桂系政治态度出现了抗日倾向,但在反共反人民这个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变化,实行的是一条抗日与剿共并举的政策。1932年广西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明确提出的“对内亲仁善邻、精诚团结,对外抗日剿共、奋斗到底”的内外方针,即是明证。
2.拥蒋联共积极抗日阶段(1936年初一1937年7月):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甚一日,桂系虽局处西南,也不能不感到亡国灭种的威胁;加上受风起云涌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影响,政治态度发生了进一步变化,其集中表现如下：
1)从倾向抗日转向力主抗日。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入华北后,桂系力主抗日。其主要首领李宗仁在1936年初提出了“焦土抗战”这个抗战中最悲壮的口号,表达了“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掀起了全国抗战的新高潮,桂系强烈要求抗日并积极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在抗日实践中,李宗仁等提出了一整套“焦土抗战”的战略战术,进一步发展了他们的“焦土抗战论”,为抗战提供了一定的指导,鼓舞了全国抗日志士与敌抗战的信心。
2)从反蒋抗日走向拥蒋抗日。针对蒋介石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形势下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倒行逆施,桂系不仅在言行上继续予以强烈谴责,而且开始谋求以实际行动逼蒋抗日。1936年的两广事变虽夹着权位之争,但仍然是“抗日救国之贤豪们”不满蒋介石卖国行为而撅然揭出的正义之旗。结果迫使蒋介石中央政府接受了广西的抗日救国主张,成为逼蒋抗日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七七事变后,李宗仁等的言论中不再提“反蒋”、“倒蒋”,而是公开表示拥护委座,并表示当“统率第五路军全体将士暨全省一千三百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到底,在所不惜”。抗战八年中,李、白等与蒋有龄姐,但在抗日的大局上始终服从蒋的中央政权。
3)从反共转向联共抗日。这是其政治态度的一个重要变化。195年底李宗仁派刘仲蓉北上天津与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南汉衰等人举行了会谈,取得了与,扫共的初步联系。两广事变后,李宗仁等积极寻找与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的途径。1936年9月,他们派钱寿康直接到延安与中共提出订立《抗日救国协定》的草案;他们还接待了中共派到南方的代表,表示赞成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希望在抗日斗争中互相配合。抗战爆发后,桂系与中共关系融洽,表现出统一战线内团结合作的良好关系。在前线互相配合,并肩作战;特别是在后方的广西境内,共产党人可公开活动并得到保护,这与桂系长期以来对共产党实行的斩草除根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照。
以上是桂系政治态度变化的大致概貌,它是各种因素、各种势力影响和推动的结果。这种结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出现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桂系的主要特点
为什么桂系政治态度的变化能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呢?这就与桂系这支地方实力派的一些独特特点有关。那么,它究竟有哪些特点呢?下面作些初步探讨。
1.桂系是国民党系统内一支举足轻重的地方实力派。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是在驱逐和消灭以陆荣廷、沈鸿英为首的旧桂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形成到发家,直至权倾一时,不过几年功夫,其间一个重要契机即是北伐。桂系曾力主北伐并在北伐战争中立下显赫功勋;凭借北伐战争,它的势力逐步扩大及至波及大江南北,并一度统治过广西、安徽、湖北。所以,其主要领袖李宗仁尽管地位与资望都不如冯玉祥、阎锡山,但却一跃而成为集团军总司令,与冯玉祥等平起平坐。它也曾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力主“清共”,还直接协助蒋介石定都南京,为蒋家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桂系头目李宗仁、白崇禧都入主中央主持大政,成为南京政府中的显贵,桂系集团也因此成为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倚重力量。因此桂系与蒋介石国民党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国民党系统中占有非常独特的地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2.桂系是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地方实力派。桂系是在旧军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带有很强的封建军事扩张性等旧军阀的一些特征。由于在国民党系统内的特殊地位,更加助长了它的对外扩张野心,因此其独立倾向也愈显突出,这必然与蒋系中央势力产生尖锐矛盾。桂系曾多次与蒋争夺中央领导权,但累遭失败,元气一度大伤,被迫局处广西一隅,以待东山再起。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保持自己相当大的独立性,以便伺机对外扩张,与蒋争权,它采取了两个策略:一是苦心孤诣经营广西。推行一套“三自”、“三寓”的建设纲领和政策;兴办民团,招收大批青年入学;开办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招聘一大批全国著名的进步学者、教授到校任教讲学,使广西成为国内进步人士尚能立足的一方土地,从而赢得了“开明、进步”的声誉,扩大了广西在全国的影响,进一步巩固了桂系在广西的统治。二是采取对蒋阳奉阴违,对中共阳反暗纵的“骑墙”政策。企图借中共以防蒋吞并,从中渔利。正如白崇禧所说:“老蒋恨我们比朱毛还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九一八事变后,桂系积极倾向抗日,反对蒋的不抵抗政策,以后又联共抗日,这种“骑墙”政策更为明显。通过以上两个策略,确保了它最大的独立性并与蒋抗衡,也形成了桂系的第三个重要特点。
3,桂系是一支具有雄厚实力的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等在贫瘩的广西打着“倒蒋救国”的口号,对蒋闹独立,实力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前述一系列策略措施的实施,逐步形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局面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军事实力也随之增强。从1933年到1936年短短几年I司,广西财政收入和存款额分别由24446631元和53057100元增加157109163元和121106元,经济实力已大大提高。据李宗仁回忆,他们用这笔钱“一面向外国购买枪械,一面设厂以谋自给”。他们的兵工厂有重机枪厂、迫击炮厂、无烟火药厂及飞机修理厂等十几种。他们在兵源上采取“寓兵于民的政策,一旦有事,政府一道命令,旦夕之间,便可成立军旅,调赴前方”。这一切都显示了桂系的强大实力。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桂系既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主要统治力量之间有矛盾,同时与工农阶级也有矛盾,所以往往站在进步势力与顽固势力之间。他们是抗日战争中的中间派。
三桂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桂系这支中间派别的地方实力派在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如下几点:
1.为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提供了重要依据
九一八事变后曾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共产党内只强调下层统一战线,忽视上层统一战线。认为中间势力“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仅号召推翻一切帝国主义,而且号召推翻一切国民党势力,结果第2期湛立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桂系使革命误入歧途。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党的路线开始了重大变化。1935年0月,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华北事变以来国内阶级关系新变动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在这一策略转变过程中,桂系这支反共极为得力,且受蒋介石倚重的地方实力派,在民族危机的关头从顽固派阵营分裂出来的事实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坚信,国民党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可以利用分裂出来的中间派反蒋抗日的态度,与之结成统一战线,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目的。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两广派军阀也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并重’(蒋介石是‘先剿匪,后抗日’)的欺骗口号下,与蒋闹独立”,这种对立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对于革命人民是有益的。提出可以利用这个缺口来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这就“扩大了民族革命阵营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的势力”。据此中共不失时机地开始制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两广事变”发动后,中共对其积极意义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它表明“反动统治内一个重要部分转向抗日讨逆的开始”,标志着“中国人民武装抗日讨逆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开始”,客观上符合我党“抗日反蒋”的总策略。我党决定因势利导,制定策略,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转而变为全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并表示积极“赞助和拥护这一发动,从各方面,首先是加速西北的发动,来响应和配合这一行动”,从而开始了更广泛意义上的统一战线工作。
1936年,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两广事变是一个契机。在为解决两广事变而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桂系表示愿在中央政府接受广西抗日救国建议、积极准备抗日的条件下服从中央;蒋介石也肯定两广提出的《目前抗日救亡最低限度之方案》格外重要。我党从中捕捉到信息:具有很强独立性、多次与蒋争权的桂系在民族危机关头,只要蒋切实抗日,还是愿意服膺蒋介石,这说明蒋介石在国民党系统内还是众望所归;而蒋介石国民党在日蒋矛盾加深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在各方压力逼迫下参加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蒋介石国民党无疑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1936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指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主要和必要对手”,提出了“请蒋抗日”的口号。同年9月,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及其大部分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至此,我党基本完成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政策的转变,为日后联蒋抗日铺平了道路。
我党政策的转变,主要是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英明决策的结果。作出这种决策的客观依据很多,但桂系政治态度的变化在其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至少,它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转变的重要客观历史依据之一。
2.对蒋介石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曾说过: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在国民党蒋介石由剿共内战到联共抗日政策的转变过程中,桂系与中共密切配合,对促成蒋介石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共中央在《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中指出:“我们愈能组织南京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指逼蒋抗日方针)”。因为,各地方实力派走向抗日,蒋介石就不得不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坚持抗战的实力派越强,越有独立性,就越能牵制蒋的投降活动,对其促动也越大,对抗战也就越有利。桂系正是具有这种特点的实力派,其政治态度朝着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转变,也就成为蒋介石政策转变的一个有力推动因素。
九一八事变后,以桂系为首的一些地方实力派要求抗日,对蒋介石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严厉谴责的言行,给蒋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压力,使他对日政策有所变化。1935年底召开的国民党五大通过的一些决议和报告反映出了这种变化。蒋在这次会上不得不表示:如果日本无止境地进攻,超过了和平之限度,那么他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了”。大会后,南京政府改组,蒋取代汪精卫自任行政院长,大部分部长为亲英美派,排除了亲日派,这表明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国民党对日政策已开始转变。
两广事变对蒋促动更大,桂系以抗日反蒋为号召积极延揽抗日反蒋党派、团体、著名人士等汇聚南宁,共商对策,共同逼请国民党中央领导全国抗战。一时间,南宁成为反蒋大本营,蒋介石对此局势异常焦急,他自己也承认,“自桂系兴兵以来,党国基础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反革命事业几乎是“功败垂成”。在这种情势下,蒋不得不作出了“只要地方服从中央命令,不发动内战,我们就可以积极准备抗日”的承诺,这较之以前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了较大进步。在五届二中全会召开时,白崇禧等人在佳发表演说:“希望这次二中全会有新的气象”,希望它“对于这救亡大计能有一个确定的政策”。并派出代表携西南执行部的抗日救国三提案赴会,其内容即()请中央即速领导全国对日抗战;2)请中央立即宣布废除日本历来所订立的屈辱协定;3)请中央准许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这些救国主张蒋介石最终不得不接受。为此毛泽东曾给予李、白等高度赞扬,“庆其幸免战祸”,寄希望桂系等地方实力派与人民一道“督促背叛,责其(蒋介石)更新”,使之加入到统一战线中来。
西安事变后,在当时错综复杂而紧张的局势下,佳系站在张、杨一边,于12月16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成为有限的几个支持张、杨行动的地方实力派之一。白崇禧等为此发表演说,主张“对外不对内”,不主张军事讨伐。桂系的态度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蒋也是一个警醒,表明蒋所推行的反共误国政策,不仅为中共及大多数人民反对,而且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诸多人士的不满,如果他一意孤行,必然会动摇其统治根基。故此,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以后,佳系等继续为统一战线的最终建立向蒋施压。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对共产党和日本的政策问题。会上,李宗仁等坚持抗日主张。与四川刘湘一起提出解放言论、发扬民主的抗日救国提案,要求集中全国人力,精诚团结、共同抗日。他们与左派人士相呼应,使五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确立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3.对西南及其他地方实力派迈向抗日道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西南诸省地缘相邻,历史渊源深广,又都有一个防止被蒋介石中央吃掉的潜在危险,因而常有一个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暂时联盟,正所谓:“川、滇、黔、康,唇齿相依,地理、历史、风土人情,都有密切联系,联合起来,尚可图存,各自为政,则终必同归于尽。”而西南诸实力派中,桂系地位独特,因而西南其它地方实力派唯广西马首是瞻,桂系政治态度深深影响着其地方实力派。
川系刘湘,滇系龙云早期投到蒋介石南政府门下,建立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九一八事变后,桂系政策态度的变化深深影响着同处一体的川、滇地方实力派。西安事变后,桂系明确表示支持张、杨;龙云的态度则较含蓄,他一面通电斥责张、杨,一面与各地方实力派密切联系、互通信息、商量对策。他也曾给李宗仁、白崇禧发电,征询、试探桂系的态度,以便决定对策。据杨虎城回忆,它云是明确支持西安事变的一家。可见,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桂系态度的影响;刘湘在事变后也派代表到广西,探询桂系对于时局的态度。当时中共亦有代表在桂,三方进行了长时间会谈,于1937年夏签订了《日、桂、红协定》,主要精神即是“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七七事变后,桂系积极要求国民党实行全民抗战,这得到了西南各实力派的响应。刘湘、龙云等纷纷请缨北上,但又怕被蒋趁机吃掉,一直顾虑重重。当李宗仁决定立即北上抗战时,刘湘、龙云等相继致电李,劝其不可轻易进京,以防蒋设法羁糜。李宗仁复电:‘旧本大举侵略的形势下,国民党党中央和蒋介石除抗战外,已无路可走,希望你们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动员全省人力、物力,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切勿迟疑不决。”后来刘湘、龙云相继离开自己的老巢,飞抵南京共商抗日大计。1937年8月,龙云从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回昆明后,在传达会议精神的省地军政负责人会上说:“日本真的干起来了,看局势很危急,我们要迅速充分准备。大家不要怕,在北方有八路军,在南方各省有很多朋友决心抗日”,这里“南方朋友”即主要指主战最力的桂系。由此可见,桂系力主抗日的言行,坚定了龙云、刘湘等的抗战决心。
桂系力主抗战也深深影响着其他实力派。卢沟桥事变不几天,李宗仁在7月13、14、5日多次致电中央,言辞之恳切,愿望之迫切,在国民党地方高级军政要员间引起强烈反响。6日一9日,阎锡山、余汉谋、宋哲元、陈诚等纷纷回电赞成李宗仁,赞成抗日。7月20日,李、白通电拥护中央,共同抗日。以后,其余各派系纷纷仿效,先后表示拥蒋抗日,服从蒋的指挥,国民党内一度出现了各派系团结御侮的新气象。“全国上下在不变的国策之下,民意集中”,统一战线阵营空前扩大,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后,桂系政治态度的变化,为早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全面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我们也不能高估它的作用和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主要是在中共的积极争取和带动下,凭借它在国民党中的特殊地位,通过其言行的潜移默化而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决不是它积极主动努力的结果,而且它还深深地打上了其阶级烙印。由于阶级局限性,桂系不能积极主动地维护与工农大众的统一战线,一侯机会就追随蒋介石从事破坏统一的活动。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这种局限性就日益突显出来,直到抗战后期它完全倒向蒋介石,最终走上了与蒋介石当局同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