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吕氏》，初行甚涩，殆渐入佳境，欲罢而不能。《吕氏春秋》为吕不韦及其门客所撰著，间杂百家，于百家之论取其养并为其所用。吕不韦何人也?作此书何意也?观不韦一生，商人而已。其以“奇货可居”，而贵为秦相，位及尊宠，功成名就，作此书当有所图。虑之再三，方有所悟，虽则揆度臆测、一家之言，姑妄述之。
所图无非在“利”，此“利”非彼利也，乃国家之大利。《吕氏》兼采百家，非一家之专论，非为留恋虚名之荣，探其旨，在于务实求用，以佐 国君，以治平天下为利。试言之。
《孟春纪》之《孟春》，言礼，却非为论理，乃君王行礼教程，详尽君王行礼仪程之所在，行礼所在，命之时。又《大乐》、《侈乐》、《适音》、《制乐》多了些敬畏之言，兼听之明，身危国乱之论，而劝勉寓于论道，论道又成于正听，可谓谆谆善诱者也。此礼乐之论，非为孔孟之言，然睹之则警，闻者足戒，立足于实际，志在导君王之言、行，斯为善言良谋也。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此言之利，在于警策，得与失、取与舍、善与恶、仁与暴、义与毒，皆在一念之间，或为商纣，或为西周，言虽苦，却秉于实。其余《任数》、《察今》、《知度》、《用民》、《有度》、《分职》诸篇，一体而成治国之道。治国之道何在?务其任，揆其要，分其职，察古今之变，顺民为本，治吏为体，则国道可成，民道可存，上下一体，庶几国治矣。
及为任贤举能，察人之道：《论人》、《爱士》、《知士》、《谨听》、《听言》、《察贤》等分而属之。如《察贤》有言：“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其故于宓子。宓子曰：”我之谓为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故劳，任人故逸。“弹鸣琴而治，与星出星入而治，岂可同日而语?故贤能之人，人主曷不渴求?
再有《上农》《慎行》《当赏》等篇，无不以事说理，以理顺事，以事理干于治国，其言论明于时实之务，顺合时情时势。
故，读《吕氏》，要言不繁，真帝王之圭臬，人主之佐策：其旨一、其法一、其成一、其言一、而其质实、其用专、其能用。无虚夸之辞，贵在务实为用。此为国，亦”奇货可居“也，为其利大于言也。而其昭于世也奇，悬之咸阳城门，增减一字千金，盖言之有物，为论不避务实，故而自信如此。
不韦商人耶?相国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