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成长于文化断层年代的我们，胡适先生似乎只是历史的一个符号，他曾经走在文字改革的先端，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等，由于种种原因，难得看到胡先生的文字，对于他的了解多来自片段性的轶事或宏大感受。近日于南图觅得一本《胡适的声音》，虽然只是一册不同时期的演讲集，但也足以窥见胡先生博大精深学养的沧海一粟。
“宁鸣而生、不默而死”，是《胡适的声音》一书的卷首语，这是胡先生一生主张并奉行的人生格言，由此看来，不论在什么语境下先生都会是一个“大右派”。作为一个有深厚旧学背景，在完善的西学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学者，胡先生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是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家。他的文字晓畅明白，朴实自然，没有精英意识，即使现在阅读也有极强亲近感，很符合他倡导的白话文应该是“活”的文字。
书中涉猎的领域与年代跨度很大，从“五四”时期到五十年代，几乎收录了胡先生一生中不同时期的各种演讲内容，让我们看到胡先生历经学者到官员(驻美大使)直至“中央研究院”院长等不同角色转化中为人，治学的态度，可以充分体现他毕生倡言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以及"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的为人之道。
对书中感触颇深的是一篇对“五四”事件的回顾演讲稿，具体而详尽的过程描述让我们身临其境。一方面，他承认“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另一方面，他坚持说，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他明确表达了：对抗争政府的同情与对运动方式的拒斥。胡先生作为独立知识分子，一贯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宁鸣而生”。
另一篇极具特色的演讲稿是关于中国禅宗的发展史，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系统讲述了佛教在中国成长发展的过程。胡先生关于禅宗发展史的研究考证翔实，表述客观风趣。胡先生本人没有宗教信仰，他的佛教研究完全从学问的视野进入。胡先生的禅宗研究源于他编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他离世只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禅宗史是研究的不足之处，他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弥补。胡先生对禅宗史下过很多功夫，颇有心得，在研究的基础上专门为影响很大，成为一代宗师却不识字的六祖慧能的弟子，作了一部《神会与尚传》;晚年，又花很多时间去考证《虚云与尚年谱》。虽然禅宗史只是胡先生治学一隅，但严谨的态度足以描述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他的研究甚至曾引发日本禅宗学者铃木大拙与他的一翻论战。胡先生对于禅宗史的研究体现了他在治学中的“不默而死”。
多看看胡先生的研究，会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感受到他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用独立、理性、责任、正见、负责的言论来发表个人思考的行为特点。
如何深入的探寻与认同自己的文化，如何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来“宁鸣而生、不默而死”，是我们需要一生探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