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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泾河魂09——红色胜地 华池县

2024-08-13 来源:年旅网

来到了位于甘肃省最东端的华池县。


华池县城位于马莲河支流柔远河的川道里,四周群山逶迤,与陕北延安的地形很相似。华池县城不是很大,与我们一路走过的县城的模样也基本相似,因为川道不是很宽阔,县城并不是在一块平整的台地上,而是依地形顺势而建,高低错落,各有不同。到达华池后,我们直接进入了已等候多时的座谈会现场,短暂而紧凑的座谈会后,对华池有了些许粗略的认识。


华池县东、南、西依次和甘肃省的合水、庆城、环县接壤。北部与陕北地区的定边、吴旗、志丹三个县相毗邻。全县土地面积3843平方公里,总人口31.1万。华池境内有五条主要河流,其中元城川河、柔远川河、白马川河、城壕川河属于泾河水系,二将川河属于洛河水系。


华池最早为牧区,汉代后逐渐转为农区,农业在全县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同时,华池拥有储量丰富的石油,年产量100多万吨,是长庆油田的主产区。


华池历史悠久,县境内古迹众多,曾以出土中国第一块旧石器而闻名于世。战国秦长城横亘华池北端,秦直道纵贯东部,古城、寨堡、烽燧遍布南北,范仲淹祠、宋代东华池砖塔、金代双石造像塔、寨子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南梁革命纪念馆以及“刘巧儿”原型封芝琴和《军民大生产》等等都是华池对外名片上可圈可点的内容。


晚饭之后,已是华灯初上。回到房间,翻看着政协朋友带来的华池文史资料,为次日的采风再做些功课。


对于“中国出土最早的旧石器在华池面世”一事,心中既感惊讶同时又有些疑惑。据他们介绍,当时出土的旧石器已被发现者带离了华池。


对于这件事,我们只能从文字记载中去了解了。据《华池史话》记载,1920年夏,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在今天的华池县境内发掘出一件石核、两件石片,被确定是中国出土最早且有明确时间、地点、底层记录的旧石器。打破了外国人认为中国北方黄土地区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的臆语,这三件旧石器是研究华池及整个陇东地区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实物依据。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1921年北京周口店古猿人头盖骨的发现,是中国古人类文化研究之始。却忽视了1920年华池出土中国最早旧石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这一重大史实,除了偶尔见诸于一些学者的研究文章之外,人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后来,当我向其他朋友讲述这个情况时,听者无一例外第一反应是惊讶,接着便是质疑,这种过错又该去怪谁呢?


发现华池旧石器的人是桑志华,原名EmileLicent。生于1876年,法国耶稣教教徒、神甫、古生物学家。1914年至1937年在中国北方进行古生物和古人类考察研究,根据桑志华《十年行程录》记载,“第一件石核出土于庆阳县城北55公里、柳树河教堂北约12公里的辛家沟,时间是1920年6月4日;另外两件石片出土于庆阳县城北约35公里的赵家岔,时间是1920年8月10日。”



记载中的“庆阳县城”指的是今天的庆城县县城,当时的辛家沟、赵家岔两个地方属于庆阳县辖区,1937年7月后才划归华池县管辖。根据多位专家学者的鉴定,确认在辛家沟发掘的旧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物。距今约1.8至1.5万年,赵家岔出土的两件石片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物,距今约10万年。从相关资料看,有关这三件旧石器的鉴定曾有过多种不同的说法,为此华池县在2002年邀请中国古人类研究所专家重新鉴定后,最终做出了以上定论。


华池出土中国第一件旧石器这一史实,也许至今还不为许多人所了解。但这确实是华池悠久文明的有力佐证。其后,华池境内又先后发现古生物化石点35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40多处。其中出土的赤鹿、大角鹿、野马、野牛等大量古生物化石和丰富的人类文化遗物,真实记录了华池大地沧海桑田的演变和先民们在这块沃土上繁衍生息创造文明的历史进程。


来到华池,听到最多的就是“南梁革命根据地”。凡是到华池来的人,当地的朋友是一定要带其去参观南梁。我们带着许多疑惑和期待在华池政协朋友们的带领下,向位于华池县城东端的“南梁”进发。



华池县城本就在群山围绕的川道,出华池县城往南梁的公路,几乎都是沿着大大小小、连绵起伏的山脚前行。只是这里的山大都是土山,没有茂密的植被,只有山表上有一层稀疏的绿草覆盖着。路边偶尔会看到几户农家,藤条编织的篱笆墙内,农家小院简朴而整洁,每家院内都竖着几个玉米围绕木杆码起的金黄色柱子。这里几乎家家种植玉米,玉米的种植仅次于小麦。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距离县城50多公里的“南梁革命纪念馆”。在即将到达纪念馆的路上,我们看到了一幅巨大的宣传牌,上面是当年南梁群众根据陇东民歌曲调创作的歌曲《跟上刘志丹闹革命》的歌词。因为车行太快,我没来得及看清歌词。但此时,心中已哼唱起了那首经久不衰的红歌了。


南梁革命纪念馆位于南梁荔原堡内,1985年甘肃省委、省政府为了纪念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丰功伟绩筹建,1986年7月建成。


站在纪念馆外望去,面南而建的两层歇山顶古典城门的石箍城门门楣上刻着“荔原堡”三个大字。大门左侧竖刻着陈云题写的馆名“南梁革命纪念馆”,大门两侧石狮不怒自威。进入城门走过一个缓坡,迎面的中轴线上立着一座仿古石坊,石坊中横额上镌刻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笔题写的“南梁革命纪念馆”几个镀金大字。穿过石坊,一座尖顶仿木结构的六角亭中竖立着“南梁革命简史”碑石。亭子的后面便是高34.117米的纪念塔,34.117象征着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于1934年11月7日。塔的正面镌刻着胡耀邦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塔底四面均有13级台阶,来到塔前细看,塔座左右两面和背面是在南梁革命斗争中牺牲的608名烈士的英名,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杨森、杨琪等烈士的名字都镌刻其上。



我们去的那天,天空阴云浓重,到达纪念馆时,似雾如烟的蒙蒙细雨漫天弥散着。大理石上镌刻的名字经过雨水的浸润,显得更加清晰厚重。抬头远眺,四周环绕的群山伟岸静穆,院内苍松翠柏低垂,气氛显得分外凝重。


纪念塔后是一组白色的群雕,飘扬的旗帜是群雕的背景,从左向右依次是身着红军服、挥手指挥的革命领导人,其后是穿戴齐整的红军战士,紧挨着的是手握书卷、激昂演讲的女教师,右侧则是手持红缨枪的儿童团小战士和身着农装、手持武器的游击队员,群雕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陕甘宁边区军民团结、英勇斗争的场景。



纪念塔的西北侧是重修的清音楼,原是荔园堡的戏楼。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时用做会议主席台,台上摆放着当时用过的桌椅和一个老式座式话筒。我攀上台子,坐在椅子上,俯视台下,想象着当年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台下军民群情激昂的情景。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以前在北京学习期间去天安门城楼参观时,看到一位老人站在城楼上,面对长安街,有模有样地挥着手,当时我还觉着可笑,而自己现在不也和那位老者一样的心境吗?也许只有投入地用心去体会体验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当年那些浴血奋战的革命者的激情与大无畏的精神。


坐在清音楼上,抬眼便可看见与之相对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之前那里是荔原堡古庙。大门门楣正中刻有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题写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纪念塔东面是南梁革命历史陈列馆,再现了开创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历程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史。



南梁革命史上,不能不提到的一个人物便是刘志丹。刘志丹是陕西保安县,也就是今天的志丹县人。出生于1903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季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翌年秋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后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回西北从事革命活动,是陕甘工农红军和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36年东征时,刘志丹在视察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阵地时,不幸中弹牺牲。


南梁处于子午岭余脉,北面与志丹县毗邻。境内山川兼有,沟壑纵横,树林密布,地形复杂。1928年秋,刘志丹担任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兼军委书记,1929年5月,主持召开了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把子午岭一带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地区,同时决定把军事斗争和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开展土地革命,开创了陕甘边界群众斗争的新局面。之后,刘志丹便积极游走于三边和庆阳、合水、环县等地宣传革命真理,动员群众起来革命。与志丹县紧邻的南梁更是他活动的重点地区。


1930年初,刘志丹与谢子长打入宁夏军阀内部并任职,他们利用合法身份,在部队安排了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其后,他又被陇东民团司令请任民团六营营长。至此,刘志丹已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和队伍。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率部到太白镇以商借粮草为名,与第十二营举行了“联欢”。席间,刘志丹亲手打死该营正副营长,连续收缴了其三个连的枪支,这便是著名的“太白收枪”。这场战斗是共产党在陇东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从此也奠定了共产党人在陇东发展武装力量的基础。1931年9月,刘志丹、马锡五来到南梁平定川倒水湾,建立了陕甘边区第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下辖三个营300多人,刘志丹任总指挥,它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兵运工作的基本结束。


1933年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队。以南梁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逐步把南梁根据地和陕北、关中游击队连成一片。确定了这样的战略目标后,陕甘边游击队和红军势力得到了迅猛发展,其范围不断扩大,连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至1934年底,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已经扩展到东至洛川、西到元城川、北至宁冬梁、南到耀县的广大地区,解放了庆阳、合水、保安(今志丹县)、靖边、安塞、甘泉、正宁、宁县、旬邑、耀县、淳化、宜君等子午岭一带的20多个县。



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园堡的关帝庙,召开了有刘志丹、习仲勋、惠子俊、杨森、张秀山、马文瑞、张邦英、蔡子伟、张策、吴岱峰、黄子文、张庆孚等领导人和100多名工农兵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会议选举习仲勋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选举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克青任赤卫军总指挥。11月7日,在荔园堡河西举行了盛大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


会后,政府驻地搬到了南梁堡的寨子湾,因此又称“南梁政府”。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也随之移驻寨子湾。接着,颁布了土地、财政、粮食、军事、统一战线、文化教育、优待俘虏等“十大政策”。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划分阶级成分,实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豪绅地主的土地革命路线。同时根据实际情况,鼓励农民发展畜牧业,并从政府的牧场中提供牛、马、羊给贫苦农民,帮助摆脱生产生活困境。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南梁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



那个年代的故事似乎已经很遥远了。但当我们走进南梁革命纪念馆,看到先烈们的生平简介和他们的遗物,似乎又与他们离得近了。展橱里陈列着他们曾经用过的武器、摞满补丁的衣服、笨重的草鞋、简陋的办公用具,烈士们的书信手稿,还有当时拍摄的照片以及苏区领导召开会议的仿真蜡像。这些仿佛又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物质文明超速发展的今天,又有几人记得那些为了今天而付出生命的先烈们,甚至还会有人嘲笑那些为了理想甘愿献身的人们。


我认为,在许多人价值观迷茫、没有精神信仰的今天。重温革命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距南梁革命纪念馆不远是军民大生产纪念馆。进入纪念馆,耳边一遍遍回响着那首激昂有力的《军民大生产》的旋律。展馆内的四壁是一幅幅军民大生产运动的照片和当时生产量统计的图表。展馆中间,是大生产运动中使用过的农具展示,有石碾、石磨、手推独轮车、纺车等在今天已经很难见到的农具。



现在八零、九零后的人对这些已经很陌生了。我把这些拍成照片带回家给十岁的女儿看,听着我的介绍,女儿更多的是好奇。在她眼中,这些都是可以作为玩具,对这些农具普遍应用的那个年代,她更多的是不解和疑惑。


1942年在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向边区军民发出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号召,动员组织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1942年秋,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零团,屯兵华池大凤川,一面保卫边区,一面开展生产建设。取得了“屯田政策”的丰硕成果,可与《南泥湾》中传唱的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相媲美。


据1944年11月七七零团主力出征离开大凤川时所立的纪念碑记载:“经过两年之劳动创造,我团已开地三万四千亩,修筑营房四百余间。为了便利军民运输……修竣凤川抵合水之大道五十余里及小凤川口木桥一座。并有作坊手工业、山货割漆等副业生产数十种。现在粮食仓满,蔬菜有余,牛马成群,猪羊满圈,革命家务日趋巩固。”


南梁根据地的华池人民积极响应中央号召,1938年至1942年开荒地14万亩。1941年一年驮运公盐5000驮。1943年2月,华池县县长李培福受到表彰奖励,毛泽东主席在其奖状上亲笔题写了“面向群众”几个字,成为了全国首位受毛泽东主席题词表彰的县长。


和《南泥湾》一样唱遍全中国,唱响军民大生产高涨热情的《军民大生产》便是在华池诞生的。


位于陕甘宁交界处的华池县,其民歌博采众家之长,既有自身独特的韵味,又吸收了陕北信天游和宁夏“花儿”的精华。在这片土地上传唱着许多优秀的民歌,特别是南梁政府成立前后,华池以闹革命为内容的民歌广为流传。其中的《十送情哥》不论是唱词还是曲调格式都与江西民歌《十送红军》非常相似。还有《红旗插上寨子湾》、《中央红军到陕北》、《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等等。


八路军官兵在华池民歌的基础上创作的《大生产》当时就非常出名。这首歌曲采用当地劳动号子调,又增加了“呼儿嗨”一类的修饰词,唱起来既高亢有力,又柔婉动听,很快在边区传唱开来,这首歌就是《军民大生产》的雏形。后来经词作家张寒晖结合华池民歌《推炒面》的曲调,经过再加工,创作出了反应边区军民大生产的《军民合作歌》,后又改创为《边区十唱》。全国解放后,又以《解放区十唱》之名出版发行。



“四二年那么嗬嗨,大生产呀么嗬嗨,边区的男男女女,西哩哩哩,察啦啦啦嗦罗罗罗太,齐动员呀么嗬嗨……”


歌曲共十段歌词,雄壮热烈,鼓舞人心。后又经改编,最终以五段歌词的《军民大生产》被全国人民传唱。黑白无声影像资料片配加了《军民大生产》背景音乐。当年南梁革命根据地红红火火的大生产场景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是亲身到此,又怎能如此深切感受和理解那个火红年代老区军民的革命热情和干劲!


原来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大多数人缺少的是触碰历史的欲望与行动,而这也许正是我们逐渐遗失民族传统文化的原因所在。


在纪念馆的图像资料中,我看到了另一个名人——“刘巧儿”的原型封芝琴。20世纪50年代风靡全国的评剧电影《刘巧儿》就是以华池的封芝琴为原型拍摄的。故事取材于和封芝琴有关的一件婚姻案件。最初,这件婚姻案是被作为马锡五专员依靠群众,以审判和调解相结合的方式审判封芝琴婚姻案,盛赞解放区的司法制度。“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这件案例被列为20世纪中国八大名案之一,其审判加调解的审判方式至今仍被沿用。


后来,人们从这一婚姻案中发现了所蕴含的婚姻自主的重大主题。从最初的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到1949年北京评剧院改编的评剧《刘巧儿》,再到1956年的评剧电影《刘巧儿》。艺术作品中的刘巧儿成了那个时代争取婚姻自主的偶像,而这部电影也为宣传婚姻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电影《刘巧儿》演红了,刘巧儿的扮演者新凤霞出名了,刘巧儿的原型封芝琴也成了当地的名人。封芝琴自小就学有一手剪纸、刺绣的手艺,是当地有名的剪纸、刺绣能手。2002年,华池县政协、县妇联、工艺美术馆联合创办了“刘巧儿民间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封芝琴任董事长,注册了“刘巧儿”商标。通过“公司+农户”的方式,开发生产香包、刺绣、剪纸等八大类230多个品种的工艺品。将红色胜地的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其刺绣、剪纸作品都富有红色文化气息,把华池以及华池的文化通过民间的“耍活”推向了市场,推向了全国和世界。



陕甘宁边区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学校就在华池。在当年列宁学校的旧址上如今已建起了一座新的学校。


位于南梁东南近20公里的东华池,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所在地,这里背靠华池宋塔,面临“花池”水,有“陇上小延安”的美誉。抗大七分校是当时学员最多的一所抗日军政大学,学员最多一度达5200多人。镢头、枪杆、笔杆是当时学员的“三件宝”。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政治、军事、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和俄语等。在坚持正规教育和训练的同时,学校还开办了饭馆、粉坊、纸厂、酒坊、磨坊等,所有食用都实现了自给。办学三年,取得了学习、生产双丰收。1946年7月,抗大七分校学员投入到解放战争各战场,离校时,交给华池政府余粮7000余石(175万公斤)。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后勤物资供应从何而来,好多人恐怕不太清楚,今天在南梁我们得到了答案。这里仅提取几组数据便可了解:解放战争时期,老区华池2000多名成年妇女,为部队做军鞋41800双,每人做军鞋近20双;解放战争三年间,华池一个区区4万人的小县供养着3个分区10多个县的机关干部、家属以及过往的部队、地方驻军和游击队。部队战士、干部在华池群众家里吃饭留下的条据,新中国成立后花了三年时间才清理登记完毕,那些碎旧纸片合起来有几十公斤重;从土地革命到全国解放,南梁根据地的华池县为部队输送了3360名战士,相当于抗战后起全县人口的10%,相当于男性青壮年的60%,其中有160多人献出了生命。


太多太多的故事都隐藏在这些数字当中。



在激昂的《军民大生产》歌声中,我们结束了短暂的南梁之行。离开南梁的时候,心中默默祝福这片红色胜地能再现当年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


“浮图姊妹依深山,疑似仙女落九天。茫茫林海翠阁秀,清清流水照红颜。”这是清末陇上著名文人李良栋赞美华池双石造像塔的诗,造像塔也因这首诗而得“姊妹塔”美名。


双塔在2000年被盗并贩卖流落至台湾,后来几经周折终于追回了双塔,并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幸运的是,石塔虽被盗,但并未被拆解,考古人员在发掘中收获颇丰。其中有汉文、西夏文、藏文佛经,还有西夏的文书,雕版印刷品、粮食以及丝织工艺品。对研究当时的佛教文化、科技、丝织、刺绣等都有较大价值,特别是对研究金代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新建的双塔寺见到了姊妹塔,塔高分别为13.1米和12.58米,满雕于两座佛塔上的大小造像共有3500多尊。这在国内现存的石造像塔中是少有的,而且其雕刻手法及形式堪称宋、金时期佛教艺术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塔中出土的金代香包历经八百年不腐不朽,由于时近千年,被人们称为“千岁香包”。在华池博物馆,我们有幸一睹“千岁香包”的芳容。香包长15厘米,造型为手包形,荷叶盖,系玛瑙宝石袋链,长51厘米的袋链穿有17颗玛瑙、绿松石等宝珠,香包由黄褐色丝物缝制,其两面均用彩色凸绣变形“卍”字梅为主图案,衬以提线影花莲为渲染背景。


一件小小的香包,将浩瀚的佛教经典浓缩至其中每一细节,不仅选料考究,做工细密,而且构思精巧,寓意深邃。历经近千年,色彩依然艳丽如新,是中国目前存世最古老的宝石链香包。而它的面世也印证了一个古老的习俗,那就是华池乃至庆阳地区妇女自古就有刺绣习俗。


在华池博物馆,我们还看到了许多当地精致美丽的刺绣品,这些都是2002年以来历届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艺术节上的获奖作品。


在华池县城的东山上,有一处仿宋建筑风格的祠堂,其外建有钟、鼓楼及城门,给人古朴凝重之感,这便是华池的“范公祠”。经一座仿古的石拱桥,我们便置身于宋代建筑的氛围中,青灰色的砖墙上爬满了红叶,祠堂外的垂柳及青松翠柏掩映着古朴的建筑。


进入范公祠,迎面是一座青瓦罩顶、底色为中国红的影壁,影壁左右分别是钟鼓楼,绕过影壁,踏上七级台阶,正面大殿前矗立着范仲淹白玉雕像,左右厢房是范仲淹生平展示馆。


范仲淹一生可分为两个阶段。52岁之前的前半生,以文官职务为主,引起胸怀“先忧后乐”之志。屡屡被贬,又因其超凡的才学被委以重任。同历史上的许多名臣一样,有问题出现时被当做宝贝委以重任,当问题解决的时候又遭贬谪,但这并不会影响他爱国爱民以解天下忧为己任的志向和决心。也因此才有了52岁挂帅赶赴延州(今陕北志丹、甘肃华池、环县、庆城一带)修城寨、戍边关、屯军田、安民心的壮举。也是从那时开始,他充分展示了其非凡的领军能力,也证明范仲淹的确是一位有文才武略的栋梁之才。



范仲淹戍边时对抗的便是在中国历史上颇具传奇意味的西夏国,这个鹰一般迅速崛起又消逝的国度,从其建国之始便成为大宋的劲敌。当时,西夏占据了中国西部18州之地,拥兵55万。今天的陕西神木、绥德、延安、志丹至甘肃华池、环县、平凉、定西一线,是当时宋朝的边防线。历时80年的宋夏战争,就在这条边境线上展开。这些地域今天归宋,明天属夏,前面我们见到的双石塔出土的西夏文经卷足以证明华池也曾为西夏占领区。而在范仲淹戍边期间,一方面屯田安民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一方面大力恢复和修建城寨、烽燧等军事设施,构筑起了强大的边境防御体系。他主持修建的大顺城便在今天华池境内,并在大顺城与西夏交战中取得大捷,换取了边境的安宁。大顺城在与西夏的多次交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顺城也因范仲淹亲修、皇帝赐名而名留青史。


范仲淹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作品,但在任军事统帅转战边塞的数年间,流传下来的诗词却很少。细想,彼时戎马倥偬,时局动荡,哪有闲暇去吟诗作赋。就算做了,恐怕也难保存。在《范文正集》中,收集他戍边时期的律诗只有六首,词仅一首,是范仲淹即将离开庆州赴泾州任职前视察大顺城时填的一首词。这首词便是著名的《渔家傲·秋思》:

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还有一首因大顺城而作的诗《城大顺回道中作》:

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

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


今天的华池早已没有了古时的荒凉、凄怆,处处一派景丰人和的场景。今人无法体验范公当时的心境,只能在这供奉忠良的“范公祠”吟诵将军当年的诗句,感怀“先忧后乐”的豪情壮志与悲怆的塞外风霜。


站在范公祠俯视华池县城,楼群林立,车流、人流、红叶、绿地,好一座繁华的山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如此和谐,红色文化赋予了这片土地上的儿女们淳朴、善良和坚韧的品格,富集的地下石油为华池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我们还将沿着子午岭这个两千年前秦直道的标志线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路线去寻访泾河文化。


不舍地道一声:再见,红色胜地——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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