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贾平凹读后感
《带灯》，是贾平凹首次以女性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带灯贾平凹读后感，希望大家喜欢!
带灯贾平凹读后感篇一
贾平凹的新着《带灯》是一部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作品。它的主题是关于中国农村的，反映的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接地气”。《带灯》描写了乡镇政府日常工作是多么繁杂：上访、救灾、选举、计划生育……的确，自从农业税免除之后，中国乡镇一级的工作重点就转移了，由原来的催粮催款刮宫流产，转移到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维护社会稳定上。可以说，在乡镇，维稳是仅次于招商引资的第二大事情，这既关乎乡镇工作能否得先进，也关乎乡镇领导的升迁。所以，乡镇干部特别重视维稳工作，按照贺雪峰的话说，这就是乡镇工作“不出事”的逻辑。
小说勾勒的，是复杂的乡土社会中农村不同阶层的群体样态：有老弱病残、孤儿寡妇的贫困群体;有蛮横霸道、欺压百姓的富人;有精于政策的代理上访者;更有与小说女主角“带灯”建立良好关系的“老伙计”(十三个病弱的妇女，带灯经常帮助他们)。故事的高潮，是“樱镇”引进了一个大工厂。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从书记到平民等各色人物，都慢慢进入癫狂状态。置身在错综复杂的漩涡中，带灯作为乡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以执着而纯然的心，默默为那些需要帮助的弱者尽心尽力而不求回报。可以说，贾平凹描写的乡村治理是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农民的生产生活处境比较孤单、无助，乡村处于一种凋敝的状态。因而，作者对陕西南部农村的描写带有一种悲观的情绪。
总之，《带灯》一书主要是围绕着乡村社会的治理和乡村观念两个主题而展开的。这是研究农村社会的重要视角和分析框架。在税费时代，乡村组织作为利益主体，其行为目标清晰、结构功能明确。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施行和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农村进入了后税费时代。这对乡村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在基层债务和财政刚性开支压力下，乡村公共事业建设艰难;另一方面，村干部和农民的联系越来越弱，转而与乡镇政府形成“利益同构”，使得乡村精英的行为选择越来越偏离社区整体利益，且村庄行政权威的物质基础被削弱，村庄公共权威出现真空状态，一些学者称之为基层权力的“悬浮”。
随着国家资源的输入，乡村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结盟。在面对外来资源时，一方面，客观上必须以这些精英作为代理来承接;另一方面，乡村内部则出现了大部分收益都被大农户和精英占有的大户治理、“大农吃小农”型的合作。乡村社会普遍出现了“精英俘获”侵蚀公共利益的问题。取消农业税前，乡镇深度介入农业生产和农村公共事务之中，因为这是完成各种税费和提留任务的前提。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收取农业税费，乡镇不再从农村提取资源，乡镇因此退出农村公共事务和农业生产事务。乡镇关心的不再是农业发展，而是如何将资源储存起来，用于发展经济和提升业绩。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与农民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乡镇退出农村社会，农村社会在乡镇退出后并未有内生力量的增长，而是出现了进一步离散化和无序化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力量入侵乡村，农民往往在与乡村的互动中占据优势地位，比如，农民上访往往是令乡村干部极为头痛的事情，无论农民有理无理，只要他们上访，乡村干部都奈何不得。而一旦农民上访到县及以上部门，乡村干部就可能因为农民上访而受处分。因此，在当前乡村与农民的关系中，乡村往往表现得既软又硬。一个方面来看，乡村是很硬的，因为乡村掌握着资源及其分配的权力，可以做成很多事情，并且最终做成了很多事情;另一方面来看，乡村又相当软弱，因为乡村无法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来应对乡村治理中的困境，比如，无法应对无理上访、精神病人上访，无法应对钉子户等。当农民上访成本较低、风险较小时，农民就可能频频借用上访的手段向地方政府施压。由于上访代价较小，农民就可能借上访来谋取利益，形成上访专业户，上访受到激励，农村社会的任何矛盾与纠纷都可能借助上访逼迫政府解决。由此造成上访数量剧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难以应对。这是基层治理中遇到的新困境。
套用一句古代的政治术语来说，乡镇官是管民之官，乡镇以上之官都是管官之官。乡镇、村两级政权直接面对民众，是直接掌管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政权;乡村两级的官员是直接与民众打交道，并直接执行、处理、解决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公务人员。乡镇干部与村干部的现实处境可以六个字概括：位卑、权轻、责重。用乡镇干部的话来说，“对上顶不住，对下压不住”。
乡镇干部处于矛盾和责任的第一线，但是工作上没有抓手。上级政府要求安全、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管理机制和人员配套都不足。许多问题实行属地化管理(分片包干制管理)，缺乏相应的资源和手段。农民的柔性素质和政府的刚性责任构成了一对矛盾：强管，农民不答应;弱管，上级必然不同意。特别是发达地区的乡镇，由于经济发展较快，人口大量集聚，人多则事必杂，产生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就多。基层政府不仅承担着发展的压力，更要处理好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基层干部认为自己是“小马拉大车”，总感觉力不从心，缺乏相应的资源和权力;但上级政府却担心基层政府有权之后难以驾驭。上级政府的担忧不无道理，而基层政府所面临的困境也是现实而残酷的，这个问题迄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化是多面的，不仅涉及前面谈到的乡村治理问题，同时涉及乡村观念的转变。曹锦清教授将人们的生活状态概括为从“单位”建制到个人主体的转变，也有学者描述为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崛起。他们的观点存在着相似之处：个人时代的来临，或者说是人们能够自主选择生活方式。在这种观念的背后，隐藏着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对传统农村的无限瓦解和破坏。其中，道德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之一。
所谓道德问题，其实是个体为自由而付出的安全的代价：就业的安全、婚姻的安全，以及货币的安全。在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可以说是计划经济公有制，还有单位体制，农村原来就是合作社，城市有各个单位。在计划条件下，身处单位体制的人是安全的。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很少有自由选择权。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农村人不能选择到城里生活。如果说人们原来是生活在一个安全而自由有限的体制下的话，那么，当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以后，个体便获得了无限的选择自由，然而，个体的选择自由却带来了他们之间的所有结合的不安全。这个不安全是市场共有的，也是每个人渴望的自由所固有的。我们一方面要每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又渴望在自由的人群里有一些关系是稳定的，比如友谊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伦理关系。这本身就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
所以，市场经济带来的后果是：每个人寻求自由的同时，也承担着不安全的风险。农村是村落世界，是熟人的社会。熟人社会的行为会受到习俗、道德、舆论的制约。熟人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静态的社会、低流动的社会。所谓的村落社会，在前三十年叫“单位社会”，单位社会就是熟人社会，就是静态社会，它是由道德来制约每个人的行为的社会。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发展，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让农村人口从熟人社会流向大都市。现代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流动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面，个人不再受内在道德的制约，而是依靠外在法律的约束。但是，传统的那些东西被遗弃了，而真正的法制观念和法制体系又没有完全建立，便形成了一个人人自危的境地：每个人都明了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该维护的维护，不该维护的也就胡搅蛮缠。“如同农民的庞杂混乱、肆虐无信，只有现实的生存和后代的依靠这两方面对他们有制约作用。人与人之间赤裸地看待。”这样的乡土社会，贾平凹比喻为“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正如着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传统社会的习俗、规则被破坏之后，新的社会制度和规则还没有完全建立，人们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这往往导致社会对个人的行为缺乏法律和道德约束，所以，在社会的快速转型期，极易出现社会“失范”现象。小说中带灯担任主任的、由乡镇设置的综合治理办公室，正是国家法制建设中的一个缓冲带，起着缓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作用。
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入侵，也带来了农民生活观念的转变。从思想观念看，农民的生活观念从家本位的家庭伦理进入了个体化状态;从人生意义看，农民不再守着他们那一套传统伦理，其生活意义从一种可以“过日子”的逻辑转变为如何“过好日子”的逻辑。如今，农民不再为了维护传统(如家庭的延续)而行动;相反，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而选择性地使用传统。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个从伦理意义到现实意义的转变。实际上，在农村社会转型中，农民与原来所归属的群体(家庭、村落等)之间的联系愈加松散，农民所归属的群体对他们的影响和控制程度减弱，农民更加关注自我权利与情感的表达，更加重视和尊重自我个性的张扬。这是一种新的选择，更是一种对生活意义的重新诠释。农民生活观念的转变并不是偶然的结果。从社会结构方面讲，这是市场经济侵入比较彻底的后果;从文化方面讲，这既是现代性观念渗透农村造成的影响，也是农民为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等观念做出的反映。不可否认，结构和文化是影响生活观念转变最重要的因素。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明显，我们理解农村社会、了解农民生活，不仅要有诸如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的宏观视角;同时，也要挖掘微观社会的基础，尤其是从农村文化、农村性质出发，来理解农民生活的逻辑，进而归纳出农民生活观念转变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机制。贺雪峰教授在《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一文中，带给了我们启示性的观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看，中国农村可以分为南方、中部和北方三大区域，其中南方地区多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村庄。区域村庄结构的差异与不同区域生态环境和村庄历史有关。通过村庄社会结构的研究，可以比较好地揭示中国各农村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特质。这提醒我们，在“三农”问题中，乡村治理问题(困境)与乡土观念转变(尤其是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虽已成为迫切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必悲观，市场经济的入侵，并没有完全瓦解农村传统，功利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盛行，并不意味着一切传统的东西已经烟消云散。在中国南方的一些村落，宗族、祠堂、礼仪等习俗依然存在，中国式的小农经济形态和家庭作坊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眼下，我们的面前正摆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我国正处在市场化、工业化、全球化复杂的环境之中，农村社会的发展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农业社会性质，也不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后工业社会性质。中国的农村社会，正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这不仅是研究中国农村的重要背景，更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讲到：“乡村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乡村是不会终结的。相反，它为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当前中国出现的情况，与1960-1980年代的法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在许多年后，当初逃离农村进入城市体系的法国农民又开始逐渐向农村回迁，农村依然是人们心中的理想家园，农村永远不会消失，它只是以新的方式存在着。
带灯贾平凹读后感篇二
贾平凹的新着《带灯》是一部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作品。它的主题是关于中国农村的，反映的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接地气”。《带灯》描写了乡镇政府日常工作是多么繁杂：上访、救灾、选举、计划生育……的确，自从农业税免除之后，中国乡镇一级的工作重点就转移了，由原来的催粮催款刮宫流产，转移到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维护社会稳定上。可以说，在乡镇，维稳是仅次于招商引资的第二大事情，这既关乎乡镇工作能否得先进，也关乎乡镇领导的升迁。所以，乡镇干部特别重视维稳工作，按照贺雪峰的话说，这就是乡镇工作“不出事”的逻辑。
小说勾勒的，是复杂的乡土社会中农村不同阶层的群体样态：有老弱病残、孤儿寡妇的贫困群体;有蛮横霸道、欺压百姓的富人;有精于政策的代理上访者;更有与小说女主角“带灯”建立良好关系的“老伙计”(十三个病弱的妇女，带灯经常帮助他们)。故事的高潮，是“樱镇”引进了一个大工厂。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从书记到平民等各色人物，都慢慢进入癫狂状态。置身在错综复杂的漩涡中，带灯作为乡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以执着而纯然的心，默默为那些需要帮助的弱者尽心尽力而不求回报。可以说，贾平凹描写的乡村治理是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农民的生产生活处境比较孤单、无助，乡村处于一种凋敝的状态。因而，作者对陕西南部农村的描写带有一种悲观的情绪。
总之，《带灯》一书主要是围绕着乡村社会的治理和乡村观念两个主题而展开的。这是研究农村社会的重要视角和分析框架。在税费时代，乡村组织作为利益主体，其行为目标清晰、结构功能明确。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施行和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农村进入了后税费时代。这对乡村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在基层债务和财政刚性开支压力下，乡村公共事业建设艰难;另一方面，村干部和农民的联系越来越弱，转而与乡镇政府形成“利益同构”，使得乡村精英的行为选择越来越偏离社区整体利益，且村庄行政权威的物质基础被削弱，村庄公共权威出现真空状态，一些学者称之为基层权力的“悬浮”。
随着国家资源的输入，乡村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结盟。在面对外来资源时，一方面，客观上必须以这些精英作为代理来承接;另一方面，乡村内部则出现了大部分收益都被大农户和精英占有的大户治理、“大农吃小农”型的合作。乡村社会普遍出现了“精英俘获”侵蚀公共利益的问题。取消农业税前，乡镇深度介入农业生产和农村公共事务之中，因为这是完成各种税费和提留任务的前提。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收取农业税费，乡镇不再从农村提取资源，乡镇因此退出农村公共事务和农业生产事务。乡镇关心的不再是农业发展，而是如何将资源储存起来，用于发展经济和提升业绩。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与农民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乡镇退出农村社会，农村社会在乡镇退出后并未有内生力量的增长，而是出现了进一步离散化和无序化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力量入侵乡村，农民往往在与乡村的互动中占据优势地位，比如，农民上访往往是令乡村干部极为头痛的事情，无论农民有理无理，只要他们上访，乡村干部都奈何不得。而一旦农民上访到县及以上部门，乡村干部就可能因为农民上访而受处分。因此，在当前乡村与农民的关系中，乡村往往表现得既软又硬。一个方面来看，乡村是很硬的，因为乡村掌握着资源及其分配的权力，可以做成很多事情，并且最终做成了很多事情;另一方面来看，乡村又相当软弱，因为乡村无法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来应对乡村治理中的困境，比如，无法应对无理上访、精神病人上访，无法应对钉子户等。当农民上访成本较低、风险较小时，农民就可能频频借用上访的手段向地方政府施压。由于上访代价较小，农民就可能借上访来谋取利益，形成上访专业户，上访受到激励，农村社会的任何矛盾与纠纷都可能借助上访逼迫政府解决。由此造成上访数量剧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难以应对。这是基层治理中遇到的新困境。
套用一句古代的政治术语来说，乡镇官是管民之官，乡镇以上之官都是管官之官。乡镇、村两级政权直接面对民众，是直接掌管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政权;乡村两级的官员是直接与民众打交道，并直接执行、处理、解决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公务人员。乡镇干部与村干部的现实处境可以六个字概括：位卑、权轻、责重。用乡镇干部的话来说，“对上顶不住，对下压不住”。
乡镇干部处于矛盾和责任的第一线，但是工作上没有抓手。上级政府要求安全、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管理机制和人员配套都不足。许多问题实行属地化管理(分片包干制管理)，缺乏相应的资源和手段。农民的柔性素质和政府的刚性责任构成了一对矛盾：强管，农民不答应;弱管，上级必然不同意。特别是发达地区的乡镇，由于经济发展较快，人口大量集聚，人多则事必杂，产生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就多。基层政府不仅承担着发展的压力，更要处理好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基层干部认为自己是“小马拉大车”，总感觉力不从心，缺乏相应的资源和权力;但上级政府却担心基层政府有权之后难以驾驭。上级政府的担忧不无道理，而基层政府所面临的困境也是现实而残酷的，这个问题迄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化是多面的，不仅涉及前面谈到的乡村治理问题，同时涉及乡村观念的转变。曹锦清教授将人们的生活状态概括为从“单位”建制到个人主体的转变，也有学者描述为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崛起。他们的观点存在着相似之处：个人时代的来临，或者说是人们能够自主选择生活方式。在这种观念的背后，隐藏着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对传统农村的无限瓦解和破坏。其中，道德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之一。
所谓道德问题，其实是个体为自由而付出的安全的代价：就业的安全、婚姻的安全，以及货币的安全。在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可以说是计划经济公有制，还有单位体制，农村原来就是合作社，城市有各个单位。在计划条件下，身处单位体制的人是安全的。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很少有自由选择权。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农村人不能选择到城里生活。如果说人们原来是生活在一个安全而自由有限的体制下的话，那么，当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以后，个体便获得了无限的选择自由，然而，个体的选择自由却带来了他们之间的所有结合的不安全。这个不安全是市场共有的，也是每个人渴望的自由所固有的。我们一方面要每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又渴望在自由的人群里有一些关系是稳定的，比如友谊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伦理关系。这本身就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
所以，市场经济带来的后果是：每个人寻求自由的同时，也承担着不安全的风险。农村是村落世界，是熟人的社会。熟人社会的行为会受到习俗、道德、舆论的制约。熟人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静态的社会、低流动的社会。所谓的村落社会，在前三十年叫“单位社会”，单位社会就是熟人社会，就是静态社会，它是由道德来制约每个人的行为的社会。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发展，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让农村人口从熟人社会流向大都市。现代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流动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面，个人不再受内在道德的制约，而是依靠外在法律的约束。但是，传统的那些东西被遗弃了，而真正的法制观念和法制体系又没有完全建立，便形成了一个人人自危的境地：每个人都明了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该维护的维护，不该维护的也就胡搅蛮缠。“如同农民的庞杂混乱、肆虐无信，只有现实的生存和后代的依靠这两方面对他们有制约作用。人与人之间赤裸地看待。”这样的乡土社会，贾平凹比喻为“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正如着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传统社会的习俗、规则被破坏之后，新的社会制度和规则还没有完全建立，人们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这往往导致社会对个人的行为缺乏法律和道德约束，所以，在社会的快速转型期，极易出现社会“失范”现象。小说中带灯担任主任的、由乡镇设置的综合治理办公室，正是国家法制建设中的一个缓冲带，起着缓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作用。
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入侵，也带来了农民生活观念的转变。从思想观念看，农民的生活观念从家本位的家庭伦理进入了个体化状态;从人生意义看，农民不再守着他们那一套传统伦理，其生活意义从一种可以“过日子”的逻辑转变为如何“过好日子”的逻辑。如今，农民不再为了维护传统(如家庭的延续)而行动;相反，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而选择性地使用传统。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个从伦理意义到现实意义的转变。实际上，在农村社会转型中，农民与原来所归属的群体(家庭、村落等)之间的联系愈加松散，农民所归属的群体对他们的影响和控制程度减弱，农民更加关注自我权利与情感的表达，更加重视和尊重自我个性的张扬。这是一种新的选择，更是一种对生活意义的重新诠释。农民生活观念的转变并不是偶然的结果。从社会结构方面讲，这是市场经济侵入比较彻底的后果;从文化方面讲，这既是现代性观念渗透农村造成的影响，也是农民为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等观念做出的反映。不可否认，结构和文化是影响生活观念转变最重要的因素。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明显，我们理解农村社会、了解农民生活，不仅要有诸如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的宏观视角;同时，也要挖掘微观社会的基础，尤其是从农村文化、农村性质出发，来理解农民生活的逻辑，进而归纳出农民生活观念转变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机制。贺雪峰教授在《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一文中，带给了我们启示性的观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看，中国农村可以分为南方、中部和北方三大区域，其中南方地区多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村庄。区域村庄结构的差异与不同区域生态环境和村庄历史有关。通过村庄社会结构的研究，可以比较好地揭示中国各农村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特质。这提醒我们，在“三农”问题中，乡村治理问题(困境)与乡土观念转变(尤其是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虽已成为迫切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必悲观，市场经济的入侵，并没有完全瓦解农村传统，功利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盛行，并不意味着一切传统的东西已经烟消云散。在中国南方的一些村落，宗族、祠堂、礼仪等习俗依然存在，中国式的小农经济形态和家庭作坊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眼下，我们的面前正摆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我国正处在市场化、工业化、全球化复杂的环境之中，农村社会的发展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农业社会性质，也不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后工业社会性质。中国的农村社会，正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这不仅是研究中国农村的重要背景，更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讲到：“乡村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乡村是不会终结的。相反，它为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当前中国出现的情况，与1960-1980年代的法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在许多年后，当初逃离农村进入城市体系的法国农民又开始逐渐向农村回迁，农村依然是人们心中的理想家园，农村永远不会消失，它只是以新的方式存在着。
带灯贾平凹读后感篇三
近日，有幸拜读了贾平凹先生的新作《带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感觉很压抑透不过气，却又无处呐喊和释放。为书中的主人公带灯，也为在各个阶层努力生活的人民，尤其是在农村还比较贫穷的劳动人民，更为我们当前时期的这个社会……
《带灯》，是贾平凹首次以女性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全书以“樱镇”为缩影，以带灯为主人公，人物错综复杂，有点类似于《秦腔》中的人物，让读者看的眼花缭乱，但又不拖沓冗长，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个性鲜明。而高潮部分的一场殴斗，又类似于《古炉》中武斗的描写，给读者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生动画面。仿佛置身其境，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伤心不已，悲痛欲绝。《带灯》，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带灯》全书通过对樱镇一个乡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带灯，在平凡普通的基层工作岗位上，每天面对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一边想方设法的同情和帮助，一边又不得不为了所谓“保障社会稳定”去开展工作。描写了在当前这个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劳动人民的淳朴老实和善良，基层干部的艰辛无奈和努力。同时，也反映了一些政府部门的腐败和灰暗，国家政策实施中的一些不当之法和欠妥之处。带灯，一个社会新时期的知识女性，她美丽善良，聪明能干，喜欢宁静，热爱自然，善于思考，乐于助人。在综治办这个“烫手山芋”的岗位上，既要干好上级部门的工作，又要做好人民的思想工作。为了维系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每天都不辞辛劳的奔波在山路上。下乡，开会，维稳，吃大锅饭，住大山沟，睡大土炕。为了让老百姓能有一个温暖的生活，带灯整天都在废寝忘食的工作着。为了深入了解老百姓的生活，为了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带灯是说粗话，抽纸烟，喝烧酒。工作累得生病，病着还得工作。在后面调节打架斗殴中，头破血流，还在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而尽最后一点力量。读着书中的这些生活的细节，我们队带灯不由得心存敬仰。然而，带灯也毕竟是个普通的人，一个正直青春年华的女人，工作的同时，也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和痛苦。当然，我们的带灯有她很坚强，她有原则，她有追求。虽然工作的环境很艰苦，她毅然乐观的工作生活着。辛苦生活，改变生活，接受生活，热爱生活，享受生活，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生活吧!
“你是我在城里的神，我是你在山里的庙……”。纵读全篇，“元天亮”这个传说中的大神，却始终都没有出现，留给大家的只能是无尽的猜测和遐想。“是的，有时消失时最好的爱。我知道浩瀚是纤纤清泉汇聚而成，天的苍茫是我们每人一口一口气儿聚合而成，所以我要做一滴增海的雨做一粒添山的尘。但还是想凭天边的白云向你遥遥致心。”也许，既然是神，他就只能生活在神话中。现实生活，只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昙花一现。元天亮，不管他带给樱镇的是福还是祸，但他带给带灯的是美好的爱情憧憬。也许，对带灯来说这只是一种暗恋。如果说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那么暗恋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爱情。她无私无畏不要回报，只有付出，付出，再付出。“如果我此生一定要忍受刻骨的相思，那一定是我前世欠你的。”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前世今生，我们谁也不知道。可是，我相信有，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爱恨情愁。当然，《带灯》毕竟不是一部爱情小说，所以元天亮他带给带灯的更多的是精神的追逐、生活的勇气、未来的光亮。有光亮，就有希望，哪怕只有那么微小的一丝光茫，至少，她照亮了我们前进的路……
樱镇上带灯的“老伙计们”是淳朴善良的老百姓，他们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化身，世世代代在这片荒瘠的土地上生活着。他们，也许没有文化，也许没到过城市，也许有些自私，也许有些“虱子”……但他们永远都是生养我们的亲人们。对此。我什么话都不想说，说的再多的话都是多余的。在此，我只向他们致敬!
而“元氏兄弟”和“换布拉布兄弟”，无疑是樱镇的所谓“人物”，他们有远见，有眼光，有头脑，有商机，能及时捕捉到发财致富的气息。但是，出身生长环境给与了他们自身的思想局限性。原本是可以带动全村人们共同富裕的大好时机，却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人财两空的悲剧。在此，作为读者，我们只能报以惋惜。但是，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我们的某些领导，没有一定的事先预见性，在事情起初有争端时不能及时调节制止，以至于事态扩大。在这中间难道就没有责任吗?难道没有心生一丝丝愧疚之情吗?官老爷们，你们好好想想吧……作为樱镇政府这个机构，不得不提说一下。虽然，我对他们很不屑一顾。但毕竟还是我们的“父母官”啊!
竹子的出现，让人眼前一亮，作为带灯的陪衬，她聪明纯真，伶牙俐齿，活泼可爱，给人一种“邻家小妹妹”的感觉，让我们看到了正义和善良的一面。而书记和镇长，这两个樱镇的最高领导者，他们有一些领导觉悟，也做出了一些工作。但是，我感觉更多的是官僚主义，狭隘的思想，自私的心理，让我分不清到底是在为樱镇人民造福，还是在为国家社会建设，还是在为自己突显政绩，还是在为自己升官发财。而“马副镇长”这个角色，他的出现只是为了再次证明一个真理：副手永远都是副手。
还有一个非典型人物，我们不能忘记她，因为我们都很憎恨她，相信大家也和我有同样的感受。中华民族数千年美好的光荣传统“百善孝为先”，我们永远都不能忘怀，生养我们长大成人的父母。也许，我们自身能力有限，不能给父母亲荣华富贵的生活，但至少我们要有一颗孝顺感恩的心。有我们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就要有父母吃的穿的住的用的;没我们吃的穿的住的用的，也要有父母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哪怕吃差点穿破点住陋点用次点，你都得去努力拼搏，只要你不违背法律道德，你就是最棒的!这是必须的，无条件的服从。这个人物的名字，我实在不想提说，因为我实在很痛恨她。事情状态的进一步扩大恶化，也与所有人迁她的众怒有关。作者怀着和我们同样的心情，人在做天在看。最终，她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最后，让我们再一次谴责这个恶人——“马连翘”。
另外，还有一个“人物”中的“极品人物”——王后生。此人仗着能说会写，有那么一点小聪明，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惹是生非，造谣惑众，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当然，我们不能不说，我们的社会也有一定的责任。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对事对物如此，对人亦如此。也许，瑕疵的出现，是为了更好的完美。如果能解决一定的实质性问题，提供一定的生存保障，耐心的说服教育，有改过自新的认识。我们还是张开怀抱，热情欢迎啊!
突然，想起前几天，看到电视《焦点访谈》的一则新闻报道。在某个县城大肆伐木毁林，成片的树木被砍伐，昔日浓郁的森林变成了满目苍夷的荒山。自然在哭泣，人类在痛惜。事情的最终处理结果我不知道，但其实知道结果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一面在招商引资，开发建设，一面在盲目冒进，自掘坟墓。社会建设这么多年来，我们修了多少条大马路，建了多少个大工厂，创了多少亿收入，取得了多么举世瞩目的成就啊!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我们砍伐了多少树木，污染了多少环境，损伤了多少健康。唇亡齿寒，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性，当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精神文明还在初级萌芽时，拔苗助长只不过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不尊重大自然，我们迟早要遭受大自然的惩罚。我们在深思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不是还一定要深做。中途休息时上了一下微信。忽然在一个朋友圈里看到了一种叫做“转基因大豆的东西”，也许这是一则老新闻了，说什么某品牌的色拉油，就是用这种大豆做的，还有说美国科学家破解了我们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的DNA，说什么这种食品吃下去将会使人丧失生育功能，最终达到种族灭绝。暂且不说这是不是一则真实的消息，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单论我们国家的食品卫生，在此只能保持沉默，无话可说啊!所谓的“此时无声胜有声”，是再恰当不过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的人民整天在为我们的国家做贡献，可是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都做了什么啊?再穿插一句，看这几天的电视网络媒体报道，都是我们的偕夫人外出访问的新闻。有一个新名词——“中国梦”，联想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到底是梦想还是梦幻，能不能实现?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我不懂政治，不敢妄论，但我喜欢音乐，我想起了小时候就常听常唱的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就像我们的“第一夫人着名歌唱家”唱的样，“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奋斗，为她幸福为她增光，为她幸福为她增——光——”。……抱歉!话题扯远了，有点跑题啊!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社会在带给你惊喜的同时，更多带给你的是无奈。现实生活中，“虱子”实在太多。你是那么的弱小，就像一颗萤火虫，虽然在竭尽全力的发光，想照亮这个世界，但是，黑夜带给我们的黑暗实在太黑太暗，作为一个乡镇小干部，带灯她也只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最终在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里“梦游”。纵观全书，我个人觉得书的后半部分到结尾，整体略显急促。我不知是作者的巧妙隐含，还是小说的结构安排。好像有些该交代的还没有完全交代清楚，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怅憾。也许，这也是平凹先生的无奈吧!就像带灯给元天亮的信中写得：“……像我们这营营小人物那是都有感情出口，头发指甲手足口眼和吃喝玩乐、不敬不恭、小恩小仇，自己整天给自己的浪荡和无为找下理由了。”带灯的结局，有些悲沧凄凉，工作，爱情，婚姻，健康，生活，等等，我们都不敢去想，我们也不愿去想。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是上苍的安排，都有他自己的使命，最终完成他自己的人生轨迹。
“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也许，这就是化身的带灯，也是带灯的归宿。《带灯》，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啊?好像很多，好像什么都没有?就像我这篇所谓的读后感，好像扯了很多，好像也是什么都没有。套用作者后记尾引王静安的话：“且自簪花，坐赏镜人。”
只有，那只陪伴带灯的可爱的白毛狗……
一切，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