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赵树理不同时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浅析赵树理不同时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摘 要

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赵树理的作品独具耐人咀嚼的泥土芳香，塑造了一大批典型的农村人物典型，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社会背景不同，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建国前后形成了巨大差异，成为文学爱好者和批评家们津津乐道的论题。笔者以其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期的小说人物形象及意义，结合具体作品和具体人物进行对比，分析了赵树理不同时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意义及塑造方法，以期加深广大文学爱好者，特别是赵树理先生的热爱者对先生的了解，提高阅读和鉴赏文学作品的水平。

关键词：人物形象；特定时期；农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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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赵树理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其小说创作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更是独树一帜，他开创的以山西作家群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品独具耐人咀嚼的泥土芳香，塑造了一大批典型的农村人物典型，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树理的小说根据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揭示的社会意义，以及塑造的人物形象及方法，文学史上将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民主革命时期的小说人物形象及意义

在当时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形势下，赵树理先生的小说层次鲜明地塑造出了特定时代里的三类人物。

（一）因循守旧，深受毒害，难以摆脱旧思想的“老一代”

由于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农民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他们本性善良，潜意识里已把旧传统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并试图让下一代沿袭下去。致使很多时候我们不由得“怒其不争”，从而在心灵深处感觉到思想变革的重要性。赵树理先生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很容易找到这样一类人物：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和三仙姑，他们都有极力反对小二黑与小芹的婚姻关系，理由也简单的可爱。一个认为命相不对；另一个则反对自由恋爱。这件事现在看来似乎颇为可笑，但在40年代的中国，却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老一代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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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承诺就可以决定下一代的婚姻大事。虽然也有一些努力传播自由恋爱的思想的人，但很多人，尤其是像二诸葛和三仙姑这样的“老一代”并不接受。思想领域的变革不象政治斗争，可以以暴力手段强行改变，新风尚、新思想的推行遭遇到了无法突破的“沉默堡垒”。赵树理在这种情况下，塑造了二诸葛与三仙姑这两个人物典型，在当时“老一代”中产生极大震动，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小说，而且是镜子，作品中的“不觉醒”正是为了刺激现实的老一代，使他们觉醒。

不仅在婚姻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旧思想的流毒，铲除它，在当时不仅是人们精神上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这也是物质上从一无所有到有吃有穿的决定因素。《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自己受穷却看不起穷人，对于阎恒元这样的地主恶霸倒是恭敬有加，可见他的思想已被毒害到何种程度。两千多年前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就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此时的老秦居然认为地主的富是理所当然的。作者有意塑造这种典型，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那些从不寻找受苦根源的人，他们一味的努力干活，到头来还是受苦。因此要真正摆脱苦难，首先必须解放思想。

众所周知，中国妇女在封建旧思想的束缚下所受的伤害远远超过男人，“老一代”在自己受过伤害以后却还要以同样的方法伤害下一代，“老一代”妇女在自己受过伤害以后却还要以同样的方法伤害下一代妇女，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充分暴露出封建旧思想毒害之深。

如《孟祥英翻身》中孟祥英的婆婆脑子里的媳妇：

“头上梳个笤帚把，下边两个粽子脚，沏茶做饭、碾米磨面、端汤送水、扫地抹桌……，从早起倒尿壶到晚上铺被子，时刻不离，唤差就到；见个生人马上离开，要自己不宣传，外人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媳妇。”

这哪里是媳妇，分明是仆人，可孟祥英的婆婆就认为这才是好媳妇。这很值得我们深思。人的理想决不是凭空产生的，起码应是当时社会公认甚至崇尚的，否则孟祥英的婆婆也不会首创出这么个“理想的媳妇形象”。

在《传家宝》中李成娘看不惯媳妇金桂：金桂提桶只用一只手，往锅里添水不用碗用大瓢，包括洗菜用水多，炸豆腐用油多，泼水声太响，这些她都看不惯。金桂买件衣服，她说：“不嫌败兴！一个女人家到集上买着穿，不怕别人划她的脊梁筋。”我们简直无法想象李成娘脑子里对妇女的约束到底有多少，这哪里是婆媳的冲突，它实际上是新旧思想冲突的一种活现。

当婆婆们企图再以打骂的方式对付儿媳时，共产党站了出来，一面护卫“新生代”，一面教育“老一代”。

作品中的“老一代”往往在实践的对比中逐渐转变过来，他们转变的根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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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们本性善良，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农民的满腔热情和殷切期望。

（二）勇于创新，打破枷锁，勇敢争取新生活的“新生代”

这类形象正好与老一代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对自身的生存状态由简单的不满转向对改变的深思。他们的心目中有了理想的社会形态，而且对于未来具有坚定的信心。40年代到50年代的中国处在历史的巨变时期，与前期一些作家笔下的新生代的孤独无助、只有强咽苦水相比，此时的新生代有为新生活斗争的正当理由和坚强后盾——中国共产党，我们从赵树理先生的`作品也可以看出，新生代的斗争虽然坚决，却很容易被旧思想的洪流吞没。于是每个关键处总须有共产党的大力支持，这才能大获全胜。可以说新生代的斗争离不开共产党，而共产党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新生代。

还以《小二黑结婚》来看，小芹与三仙姑争吵时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这些话由女儿对母亲当面说出来在当时无疑是语出惊人的。这表明了新生代在大是大非上已不再妥协，他们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而且因为有了共产党的支持，新生代的思想不但得到承认，还成为楷模被树立起来，共产党此时已成为解放思想的领导力量。

处在急剧变革的历史环境里，新生代的思想是十分激进的，他们急切地盼望斗倒地主，过上幸福的新生活，与老一代的缺乏行动、语言谨慎相比，他们对地主的憎恨之情表达的淋漓尽致、痛快彻底。《李有才板话》中的小顺说到村子里办事时还兴吃烙镆时说：“人家哪一村也不兴了，就这村怪！这都是老恒元的古规，老恒元今天得个病死了，明天保管就吃不成了。”这样大快人心的话充分反映了新生代敢想敢说、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

还有一类人物像“李有才”、“聚宝”，我认为他们虽然从年龄上看比新生代年长，但他们能够坚定不移地站在新生代的立场上说话，而且因为经验丰富，能够鼓励、帮助新生代克服冒失、冲动的缺点，遇到斗争时这类人总会冲到第一线。他们常常被地主恶霸给整治得背井离乡，但斗争的决心却依然十分坚定。所以他们也应该归为新生代。

当然，新生代也有其不足之处，他们多数阅历简单，思想上也不够成熟，这导致他们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容易“飘飘然”甚至被拉拢腐蚀，成为人民内部的敌人。如《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和《邪不压正》中的小昌，他们如同阿Q一样，对革命的目的的认识还很肤浅，革命成功以后很容易犯官僚主义错误，需要进一步教育成长，赵树理先生的`这类作品无疑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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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阴险狡猾，狠毒成性，极力破坏新生活“敌对派”

赵树理的小说对“敌对派”的塑造尤其生动，他笔下的敌对派不象那个时代的其他作品把敌人塑造的呆头呆脑、贪婪愚蠢，最后被聪明的革命者制服。相反，他塑造的敌人是十分狡猾的，他们大都比普通农民有心计。农民与他们打交道，一不小心就会上当。

《李有才板话》中的阎恒元，表面上什么职务也没有，实际上阎家庄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是这里的“太上皇”。这样的敌人在长期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老奸巨滑，既知道怎样对付上边，又知道如何应付下边。安排老杨吃饭时广聚没办法去问恒元，恒元不耐烦的说：“把他派到个最穷的家——像老槐树底老秦家，两顿糠吃过来，你怕他再不找你想办法啦？”广聚不放心，恒元又说：“你就不看人？老秦见了生人敢放个屁？”可见对上对下他多有把握，而且这都是不假思索中说出来的，没有多年的经验，恐怕连反映都跟不上。正因为敌人如此狡猾，这个村尽管问题一大堆，还被评为“模范村”。对付这类敌人需要党组织深入农村，详细了解情况，如同老杨同志那样才能挖出他们、斗倒他们。

敌对派是十分狠毒的，这一点赵树理有清醒的认识，如《李家庄的变迁》中的李如珍，在剿共时“捉了一百多人，说都是共产党，剁手的剁手，剜眼的剜眼，要钱的要钱……龙王庙院里满都是血，走路也在血里走。”可见这些地主恶霸是多么残暴！“敌对派”不仅阴险毒辣、善于伪装自己，而且往往能言善变，在斗争时常能说得老百姓无言以对。《邪不压正》中的刘锡元，在一两千人的大会上，谁也说不过他，他把帐本一摆，先发言的人都叫他说的没话说。农民在斗争中还不能做到“有法可依”，基本上还是按照封建传统那一套东西去斗地主，这怎么可能斗得赢呢？结果明知道自己受了压迫剥削却说不清楚，到后来只能咬住“反正我年年打下的粮食给你送”、“反正我的产业后来归了你”，弄得好象农民不讲理。实质是因为当时政权还不巩固，“理”还未立，这使得农民的斗争不能够顺利、合法、有序地进行。

小说中的恶霸地主，他们身边都有一些得力的走狗，尽管他们后来也有转变的可能性，但他们总的来看是“过大于功”的，也应该列入“敌对派”。赵树理在表现这些走狗时最爱用的一句话是“既做巫婆又做鬼”。在地主面前，他们恭恭敬敬，到了穷人这边，他们作威作福，地主恶霸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没有他们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他们在革命胜利之后，还会假装成受害者，可谓典型的墙头草、随风倒。不认清他们的本质，革命的队伍就会受到损害。像《李家庄的变迁》中的小毛，平时村里有了什么事，他也充当主事，地主恶霸吃了肉他分杯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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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李如珍得势时，他也跟着打人，李如珍一倒，他转向人民承认错误，可心里还是看不起穷人，地主们稍有好转，他就急着投奔。这些说明他骨子里有股奴性，认定了地主才高贵，穷人都是贱坯子。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狗腿，《灵泉洞》里的杂毛狼，除了尽干缺德事以外，还喜欢打穷人家女孩子的主意，因此作者没有给他以改造的机会，让他死在了金虎手上，这说明对于那些确实罪大恶极的敌人，作者也是立场鲜明、毫不手软的。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小说人物形象及意义

赵树理建国后的小说不及建国前的小说成就高，但赵树理质朴的品格在后来的小说中并没有丢失，这使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依然活泼丰满，富于时代气息。

《登记》可以说是《小二黑结婚》的姐妹篇，基本上继承了《小二黑结婚》的写作结构，仍然以争取婚姻自由为主要情节，他暴露出了建国后人民的精神面貌变化并不太大，封建传统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思想还大量存在。其中村民事主任的看法可以作为代表，在他看来，“凡是自由恋爱的青年便不是正经东西，”“凡是世界上的女人接近男人，就是坏透了的行动。”而作为受害者的小飞蛾，在女儿的婚事上居然也持“纵不反对也不给她们撑腰”的折中态度。可见，套在人们身上的封建枷锁多么难以摆脱，政治上的解放完成了，思想上的解放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人们的精神解放可谓突飞猛进，从互助组到高级合作化，全盘的公有制推行并非真的如当时的“红旗歌手”们颂扬的那样，一呼百应。远不能与精神文明相适应的物质生活严重阻碍了国家意志的推行，而对生产力施行暴力是毫无结果的，这时候便会有人怀疑社会主义，甚至去搞资本主义。如《三里湾》中的范登高，身为党员兼村长，总喜欢倒腾些小生意赚些钱财。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他放着干部不安心干，却要顶风作案，甚至多次受到大家的批判还改不过来呢？这必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精神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物质上的穷困已经不能维持这样先进的精神。范登高实际上是生活的先驱，是最先破“左”倾的探索者，而事实上也证明了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仍然需要走二十多年前这些当时所谓的“落后分子”所走过的路。

与范登高差不多的落后者袁天成、马多寿，他们在自留地上狠下工夫，一直不愿入社，作者在剖析其思想时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只是希望自食其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过好日子，怕在社里吃亏，小说也反复提到了中央对入社与否是按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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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的，但实际上这几个人包括范登高却一直是批判的对象，直到入社。尤其令人回味的是范登高有一次受批判时说：“中央说是自愿的，你们不能逼我！”不逼可以，大家又说道：“你是党员，怎么能不带头，要不村长先别干了！”这明摆着是威胁，范登高最终还是被迫入了社。袁天成、马多寿也都是被整得没办法才入了社，可见当时的合作化有很多是不符合农民自身利益的。

以王金生为代表的先进派，为了村里的公共事务，一直忙得焦头烂额，各项事务都得组织、指挥、统一、协调，村里的干部一抓一大把，事情还是干不完。不少先进分子表面上是教育落后者，实质上是觉得心里不平衡。从玉梅与灵芝换一下就牵涉到那么多问题，需要很多干部出面才能解决。这反映出很多问题在集体化生产里很难圆满解决，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劳动的积极性。

当然建国以后的矛盾已成了人民内部矛盾，先进分子与落后者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只是因为先进分子都怀揣着即将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生产中去，所以对私有极其憎恨。杨小四与“小腿疼”之间的矛盾就是个例子，小腿疼是个典型的私有思想代表，她并没有多坏的念头，只想摘点自由花，拾点自由麦，拿回家里自己占有了心里塌实，所以尽管半夜去拾也干劲十足。以杨小四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看不惯这种做法，他们就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作者是站在杨小四的立场上让他们最终统一起来的。可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此时的生产，已不再是从前的热火朝天，需要附加很多强制手段才能保证出工的人数。正是赵树理这种质朴的品格，为我们留下了历史的真实。

三、赵树理小说塑造人物的方法

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读后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取决于他独树一帜的塑造人物的方法。

（一）用外号突出人物性格，在行动、事件中凸现鲜活的人物形象 赵树理先生的作品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人物外号，这些外号能一下子抓住人物性格根本，揭示其典型的性格特征。最明显的例子是《三里湾》中“常有理”、“能不够”，单一听外号我们就知道她们会是什么样的人，而作者再层层展开，更是令人拍案叫绝。“常有理”是干什么事家里人都不与她争。她骂回家取口袋的儿子马有翼，有翼低着头一声不吭，她的大儿子马有余回家碰上这场面，什么也不说，取上口袋就走，看这两个儿子多了解母亲。“能不够”呢？什么事都以为自己最精明，偏是这样的人偏就只会些小聪明，常教女儿在家里如何才能有地位呀，如何制服丈夫等，这些她以为的“技术”到了最后往往又让她女儿吃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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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真是合了她这“能不够”的外号。赵树理一般不去细致描绘人物的长相，他总是寥寥数笔，就能激活人物的形象。在《李有才板话》中刻画阎家祥时，作者这样写道：“脸像个葫芦瓢子，说一句话能闪十来次眼皮。”一下子就抓住了根本，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而在描写《福贵》中的主人公福贵时，干脆写了几个典型的事件：

“福贵这个人，在村里比狗屎还臭。村里人说他第一个大毛病是手不稳：比方他走到谁院里，院里的人总要眼巴巴看着他走出大门才放心，他打谁地里走过，地里的人就得注意一下地头堰边放的烟袋衣服；谁家丢了东西，总要到他家里闲转一趟；谁家丢了牲口，总要先看看他在家不在家……不过有些事大家又觉得非福贵不行；谁家死了人，要叫他去穿穿衣裳；死了小孩，也得叫他给送送；遇上埋殡死人，抬棺打墓也都离不了他。”

实践证明赵树理先生的人物塑造方式是成功的，对农民来讲，人的相貌是不需要过多解释的，他们更看重的是这个人干的都是什么事，在村里名声如何，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根本。

《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从她的行动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她的性格，她一听说杨小四贴她的大字报，气的腿也不疼了，挺挺挺地就跑到社房去找杨小四，接下来又写“小腿疼”一进门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伸开胳膊去扑杨小四。

这样的行动较健康人仍过之无不及，又哪里像小腿疼的病人呢？作者就是从行动中展示这些类似“小腿疼”的人，她们的性格特征在今天的社会里也屡见不鲜，就如同杨小四大字报上写的那样，“敢偷又敢抢，脸面全不要，提起正经事，啥也不知道，谁要提意见，马上跟谁闹。”越是平素偷懒懈怠者，遇上利益越是一马当先，全然不顾自己平时是个什么形象。

（二）以语言描写为重点来表现人物，让人物更显生动

农村流行的很多词汇是不生活在这里的人无法生造的，农民的语言表达丝毫不比文人骚客差。相反，倒是更贴切生动，尤其是吵起架来，绝不只是骂街的本领，没有深刻体验的人，根本猜不出下一句他会说些什么，因此一旦真正掌握了农民的语言，一个活生生的形象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且看《邪不压正》中小昌的孩子小贵与安发的孩子狗狗打架后两个妇女的争吵：

“安发老婆说：‘不要打狗狗，狗狗小了你大了！’小昌老婆说：‘小了就该上天了？’安发老婆忍不住了，就接上话：‘我那孩子就叫上天了！你十二岁的孩子打我八岁的孩子，还有你这当妈的给他仗胆，我那孩子还有命啦！’‘打着了？打伤了？’‘嫌他打得不重你不不会也出来打两下！’‘谁可养过个孩子！’‘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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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还有娘呢！’‘没有娘来还惯不成那样啦！看那院能干净一晌不能？人糟蹋，牲口屙！’”

从这段争吵可以看到两个母亲的不同形象，安发老婆对外人的孩子是有理有节的，这实际上对孩子也是一种潜意识的教育；而小昌的老婆则飞扬跋扈，充当孩子的后盾，这势必对孩子性格产生很大影响，将来很可能变得自以为是、仗势欺人。通过对比也可以看出安发老婆的性格核心是谦恭忍让，而小昌的老婆则咄咄逼人，丝毫找不到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其最鲜明的印象便是一个标准的“悍妇”。

提到“媒婆”这个词，十之八九是带着贬的意味的，在作品中作家表现这个意味时，怎样才能做到含而不露呢？赵在《登记》中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媒婆”形象：五婶。

五婶说：“不论说人，不论说家，都没有什么包弹的！婆婆就是咱村的民事主任的姐姐，你不知道人家那脾气多么好？闺女到那里管保受不了气！你还是不要错打了注意！”

作者没有对五婶做任何无意义的白描，就凭着这么些真实纯熟的语言，不但使这个人物形神兼备，而且连作者的评价也暗含得天衣无缝，正如周扬说的“话到了他的人物的嘴上，就活了，就有了生命，有了光辉。”

老实巴交、胆小怕事的农民，赵树理塑造起来显得轻而易举。实际上这也是多年生活体验的结晶，就像王安石说的“看似自然最奇岖，成如容易却艰辛。”在《邪不压正》中有个叫聚财的，他女儿被恶霸地主刘锡元挑中做儿媳，后来斗地主，女儿要他提出强迫婚姻的事，他说：“事情还不知道怎么变化啦！你叫他犯到别人手！咱不要先出头得罪人。”就这么一句，这个形象就出来了。

（三）细致刻画人物的心理，表现农民的精明机智

农民在很多作品中被写得很粗：说话粗，动作粗，甚至心理也粗。实际上农民大多数都是十分精明的，赵树理深知这一点，因此他的作品中的农民才更显活泛，更具真实感。

无论是革命战争中农民对地主的斗争，还是改造时期落后分子的种种举动，作者都细致刻画了他们的“精细”。如《李有才板话》里阎恒元丈地的诡计，到了老槐书底下便被小元他们识破了，还有《李家庄的变迁》中，老百姓为了表达对狗腿小毛的不满，在一次大会上故意说什么报名为了娶老婆、为了敬老爷等“扔砖头话”，表面上傻乎乎实际上是让小毛在会上出丑。赵树理就是善于抓住农民机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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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明态度》里有一段写王永富与他老婆的微妙关系：

“王永富老婆心地窄小，反永富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她都说出来了，永富对外人也怪她唠叨，可心里却十分赞成，他老婆明白这份心思，于是他越阻拦，她就越多说几遍。”

这里的描写是何其入微，永富的行动并不是沿着固定的模式向前发展，而是在暗示的机制下表达相反的含义。在农村，这样“合适”地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例子很多，那些一味写农民土里土气、傻呵呵，丝毫不懂表达技巧的作家是很难让人物活起来的。

生活中，对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人，我们会觉得他们言语不多，甚至觉得他们没有生活情趣、不通世故人情。赵树理先生的`《登记》中有个使我觉得颇值注意的人物：小木匠。他出场的时候傻乎乎的，他的媳妇小飞蛾以前跟邻村一个叫保安的谈过恋爱对他不热情，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妈让打，他拉了一根火柱就要出去，若不是他妈拦住他，恐怕要闹出人命来。这个人可实在是愚笨，脑子死成了一跟筋。可后来他的女儿艾艾大了以后，戴着她妈当年和保安交换的方斗戒指时，小木匠的幽默来了，他对女儿说：“这原来是一对来！”艾艾问：“那一只呢？”小木匠说：“问你妈！”像小木匠这样的人居然也会有这种生活情趣我们可能不理解，而实际上有了这个幽默小木匠的形象倒更鲜活了。赵似乎有意告诉我们，人都是富有情趣的，你写不出来说明你对他还不够了解，看不到他的另一面。

结 论

赵树理的风格，就是民族的、大众的风格。赵树理先生通过自己的小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促进了中国农民的思想解放，为农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我们应该认识到，解放思想不只是一个口号，仅仅拿出解放思想四个字是永远不可能让人民解放思想的，它需要很多的事实去震撼。作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工作者，赵树理先生就善于通过自己孜孜不倦地努力，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使人们接受新思想，向新生活不断迈进！这正是他的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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