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黄河水患灾害与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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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黄河黄土黄种人（水与中国）》 2020年第2期

汪文忠

明代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因要借助于黄河进行漕运，所以黄河下游的状况决定着运河是否畅通，漕粮能否运往京城。然而，黄河多泥沙的特性决定了黄河下游多水患发生。为保证运河畅通，人为干预黄河流路，改变了黄河水往低处流的特性，导致其在流经的黄淮平原上肆意泛滥，几乎无岁不灾，给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明代黄河水患灾害加剧的原因

首先，明初黄河下游“地上河”已经形成，决口改道势所必然。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黄河中上游地区成为营建北京所需木材的供应地之一。森林遭到大量砍伐，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为防御蒙古贵族南下，明朝在设置的九边重镇中有7个（即宣府镇、大同镇、偏头关、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都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过度垦殖造成水土流失更加严重，黄河泥沙含量进一步加大，导致黄河下游“地上河”迅速形成。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是黄河决溢改道的人为因素之一。

其次，明代为保证漕运畅通，在黄河北岸修筑双重大堤，使黄河南流，引发黄河水在黄淮平原上肆意泛滥。明初黄河在河南境内南决北决，导致河水南北分流，既影响到山东张秋段运河的畅通，也影响到徐州段漕运的畅通。为解除黄河水患对张秋段运河乃至徐州段运河的威胁，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就开始自河南黄河北岸的孟县沿黄河向东至开封府大修堤防。此后又在黄河南北两岸筑大堤。其中在黄河北岸筑起了数百里的太行堤，又在太行堤之南，黄河北岸荆龙口等筑新堤，大河“复归兰阳、考城，分流径归德、徐州、宿迁，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南流故道以复”。黄河南行回归贾鲁故道，张秋段运河遂无溃决之患，徐州段运河暂时也安然无恙。然而，人为筑起阻挡黄河北流的大堤，违背水往低处流的特性，加之黄河含沙量大的自然属性以及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顺流而下的泥沙都沉积在贾鲁故道，河床迅速淤高，迫使黄河在其南岸地势较低的河南归德府、山东兖州府西南部、南直隶北部的徐州直至淮安府等地决口改道泛滥，以徐州最为严重，不但影响到济宁以南运河的畅通，而且整个黄淮平原都遭遇着黄河水患的威胁。到明嘉靖时，黄河改道决溢更加严重。如明嘉靖五年（1526年），黄河又“东北至沛县庙道口，截运河，注鸡鸣台口，入昭阳湖。汶、泗南下之水从而东，而河之出飞云桥者漫而北，淤数十里，河水没丰县，徙治避之”。万历时，黄河决溢南移，水患波及淮河南北。如明万历五年（1577年）八月，黄河在南直隶的宿迁与桃源之间崔镇决口，“宿、沛、清、桃两岸多坏，黄河日淤垫，淮水为河所迫，徙而南”，造成淮河南北的“高、宝、兴、盐、山、清、桃、宿等处，田庐荡溺，正河浅涸，转运艰辛”。直至明万历七年（1579年），明政府起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才暂时扭转了明弘治以来河道“南北滚动、忽东忽西”的混乱局面，但是仍没有控制住黄河水患肆虐黄淮平原的局面。

最后，战争引发的黄河决溢泛滥更是不容忽视的。最典型的当数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河在开封的决口。1642年，李自成农民军与明官军激战于开封，九月，双方都以水代兵，决开黄河大堤，决口有二：“一为朱家寨，宽二里许，居河下流，水面宽而水势缓；一为马家口，宽一里余，居河上流，水势猛，深不可测。两口相距三十里，至汴堤之外，合为一流，决一大口，直冲汴城以去，而河之故道则涸为平地。”开封城官民遭遇空前的灾难，据参与守城的李光壂描述，九月十六日，“南门先坏，北门冲开，至夜曹门、东门相继沦没，一夜水声如数万钟齐鸣”，十七日黎明，“满城俱成河洪，止存钟鼓两楼及各王府屋脊、相国寺寺顶，周府紫禁城”。同时参与守城的白愚也说：“及至夜半，水深数丈，浮尸如鱼。”“举目汪洋，

抬头触浪。其仅存者，钟鼓二楼、周府紫禁城、郡王假山、延庆观，大城止存半耳，至宫殿、衙门、民舍、高楼略露屋脊。”明代开封周王府高大的内城砖墙也因为城外泥沙淤埋堆积而变成了烟云，因为城内积水形成许多湖泊，如周王府被淹后，原址出现了龙亭坑、徐府坑、包府坑、马府坑等。此次河决给开封城带来的破坏是空前的，以致清朝建立数十年后，开封城仍然破败不堪。

明代黄河水患灾害的应对措施

首先，开浚引河，筑堤防洪，开挖沟洫。如明弘治五年(1492年)，河决封丘荆隆口、仪封黄陵冈。次年，都御史刘大夏乃“浚孙家渡口，开新河七十余里，导水南行，由中牟至颍州东入淮。又浚祥符东南四府营淤河，由陈留至归德，洒为二道。一由符离出宿迁小河口，一由亳州涡河会于淮。又于黄陵冈南浚贾鲁旧河四十里，由曹县出徐州合泗入淮”。清人陆奎勋认为：“明代工役之巨者，莫如刘大夏之浚贾鲁旧河及孙家渡口，别开新河一道，由陈颍以入于淮，又浚河由中牟、扶沟至宿迁东入于淮，又浚淤河由陈留至归德，分二派以会于淮。”可见此次工程之巨。明嘉靖时，河决开封判官村，张永明疏请“俟秋尽水落，冬春农隙之时，拘集乡人，杂以河夫，退择坚地，速筑堤岸”。“沟洫说”是明嘉靖时总理河道周用在《理河事宜疏》中首次提出的，他首先论述了治河与垦田二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一理论在黄淮平原得到了很好的实践。临近黄河的中牟县，地势低，岁遇淫潦，民田尽没。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知县陈幼学相度地势，浚河沟196道，以导水归于大泽。陈幼学筑吴家堂堤16道，以御河决之患。

其次，化害为利，从盐碱地里寻找生存之道。黄淮平原上民众积极改良盐碱地，发展制盐碱业，维持生计。据史载，开封城北门大街附近灵官庙的东南全是盐池。大街往南，紧临周王府萧墙一带居民，“多业熬盐”，西华门附近“尽是盐池”，甚至修建了盐神庙，祭祀晋代葛洪。盐池主要集中在龙亭西北坡一带，“居民多以做盐为业”。开封城内之盐碱产于城内四周的盐碱地，尤其以西北部盐碱地面积最广，西南隅、东南隅次之，面积达到全城面积的15%，城内约有800盐户，年产盐6万石，除满足开封城消费外，还外销徐州等地，甚至销售到直隶（今河北）、山西、江苏等地。

再次，黄淮平原上的民众适时调整农作物品种，种植适合沙地和盐碱地的小麦、花生、棉花等农作物，发展农业生产。河南广植小麦的原因是，夏秋两季多雨，黄河水患容易发生，而一旦决溢，秋作往往荡然无存，颗粒无收，出现粮荒，影响国计民生。但冬小麦的播种期一般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收获期在次年6月上中旬，种植冬麦基本上可以避开黄河水患，这样可以利用晚秋、早春的生长时节，保证收获。同时，种植麦类，还可弥补秋作歉收或水患损毁，确保粮食生产。另外，棉花、甘薯、杂草等适应性强的作物花草都相继在黄淮平原栽种。

最后，求助于河神庇佑。明代与河工相关的“神”信仰非常兴盛，在兴工、工讫及安澜期间，都表现出浓郁的神崇拜。这可以看作当时官民应决乏术的无奈之举，也可以看作是当时鬼神信仰弥漫时代背景下的一种积极的心态和行为，通过对神的祭拜以换取黄河的安澜。如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欧阳德说：“黄河旧称神河，以其或淤或决，倏忽有神，往岁兴工疏淤塞决，必遣大臣祭告，仰祈神明默相。今次大工，尤须仰藉，圣诚感孚，庶几神效其灵，人宣其力。”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河神信仰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河神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单一神灵，很多是治河有功的人被神灵化而成为这一信仰的载体。譬如，明代弘治初为河南佥事的山东历城人张鼐，“值黄河泛溢，鼐督治有功，汴民为立生祠”。明嘉靖年间的朱衡因治河有功，沿河居民立祠祭祀，明万历时潘季驯“请加修葺，改为敕建庙宇”。

明代黄河水患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在内。明代治理黄河以治黄保漕为宗旨，违背“水往低处流”的规律，人为干预黄河流路，在黄河北岸修筑双重大堤，迫使黄河走贾鲁故道汇入淮河，流入大海，加大淮河入海口的排水流量，黄河泥沙含量大的特性导致入海口泥

沙淤高，排水不畅，引发河水逆流，更加剧黄河决溢的频发。明末农民战争导致的黄河水患虽然仅有一次，但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明代黄河在其流经的黄淮平原上肆虐泛滥成灾。每次洪水到来，房倒屋塌，庄稼被淹没，牲畜被溺死，来不及躲避洪流的百姓则被洪涛所吞没，土壤沙化和盐碱化加重，因黄河水患衍生出来的河工劳民伤财。此外，河患还破坏了水利设施、淤塞河道，造成水运时通时堵，等等，可以说明代黄河水患给整个黄淮平原的民众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沉重灾难。面对恶化的生存环境，黄淮平原民众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与自然抗争，改变不利的生存环境，为黄淮平原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为我们探讨自然环境变化对民生影响提供了史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