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里士多德悲剧概念的梳理

作者：薛俊芳

来源：《文学教育》 2013年第7期

内容摘要：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但是西方第一部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也是世界文学理论的瑰宝。由于时空的隔离与文化背景的迥异，我们对于亚氏的“悲剧”市场出现误读，因此，系统梳理亚氏“悲剧”的概念，对于正确理解西方戏剧和戏剧理论尤为重要。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 悲剧 严肃 完整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六章对“悲剧”是这样定义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①

亚氏“悲剧”概念是从形式和美学效果定义的，为方便解读，我将其分解为以下几个关键词：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行动并一一进行考察。

首先，悲剧是严肃剧。亚氏在《诗学》中三次提出悲剧和喜剧的比较。第二章中这样写到：“悲剧和喜剧也有同样的差别：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②同时，第五章又说：“如前面所说，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摹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滑稽的事务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③第十三章在讨论情节安排的时候写到：“此外还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人（好人和坏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她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她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种人名声显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忒斯以及出身于他们这样家族的著名人物。”④这三段话似乎有矛盾的地方，但我们如果紧扣“严肃”二字分析的话，可看出这三段话实际上不但不冲突，而是一种补充与被补充的关系。当然，我们首先要明确亚氏说所说的“好人”的含义。亚氏认为悲剧是要摹仿好人，这些好人又不是完人，最好有着显赫的身世，高尚的品质，但往往会犯一个具有宿命色彩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无法摆脱、无从避免。因此，从人物类型上来说，他没有滑稽色彩；从故事情节的发展来说，都是由于一个宿命的错误演化而来，因此带有宿命的严肃意味，带有了探讨问题的严肃性。中国的悲剧作品从人物表现上来说，主人公一般是悲苦人物，或者是出身不好，遭遇悲苦，结局悲惨，但这些人一般也是好人、善良的人，因为只有善良的人遭遇不幸才能引起悲伤情绪。从反映现实来讲，它也具有严肃性。从故事情节的发展来看，大多以好人遭遇了社会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恶人的算计所致，但不似希腊所说的自己本身所犯的错误，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即人物与社会的关系紧密度不同，古希腊式的悲剧是人物自身决定的，而中国式的悲剧大多是社会悲剧，即人物的悲惨命运多是社会造成的。

悲剧是对一个完整的故事的模仿。第七章这样写到：“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所谓‘头’，指事之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发生者；所谓‘尾’，恰与此相反，指事之按照必律或常规自然的上承某事者，但无他事继其后；所谓‘身’，指事之承前启后者。”⑤这是亚氏给完美的悲剧立下创作的一个原则，也比较符合悲剧演出的规律，在一个封闭的时段观看演出，完整是必须的，否则观众无从看明白。此外，完整的要求有助于剧作家将情节安排的紧凑，演员台词比较简洁。正如第八章所言：“里面（指情节）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那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⑥亚氏欣赏的悲剧往往是预设一个“严肃”的前提，或称之为事情的引子，即事之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发生者的“头”，比如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预言。这也能看出亚氏悲剧的宿命色彩。除此之外，从文化上寻找

源头到话，我个人认为亚氏对悲剧“完整”的论述，实际上体现了西方的严谨和重视逻辑论证的文化特征。即对悲剧的演绎不在乎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原型，真实性上是否合乎生活逻辑，而重视的是故事本身要符合内在逻辑，运用逻辑推理就可以形成一个故事。这点与中国悲剧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的文学传统是从“载道”发展而来的，悲剧出现时，就顺理成章沿袭了这一传统，即从生活中汲取故事，又反映生活，重视故事的真实性，合乎生活成为判断悲剧成功与否的重要砝码。由此可见，西方的悲剧直指人心，有神话和宿命色彩，而中国的悲剧直指社会的黑暗面，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当然，中国式的悲剧在叙述上也要遵循一定的逻辑，并且有一个体系，比如元曲四折一楔子的结构形式，但这并非是悲剧作品独具的结构形式。

悲剧需有一定的长度。亚氏在第七章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给出了原因：“一个美的事物——一个活东西或一个由某些部分组成之物——不但他的各部分应有一定的安排，而且他的体积也应有一定的大小；因为美要依靠体积与安排，一个非常小的活东西不能美，因为我们的观察处于不可感的时间内，以致模糊不清；一个非常大的活东西，例如一个一千里长的东西，也不能美，因为不能一览而尽，看不出他的整一性。”⑦我认为，这种审美的要求更多是为了创作的方便而设的。从观众的接受来看，一定的长度也可以避免观众产生审美的疲劳，在一个时间段内观看一个完整的又长度适宜的悲剧还是比较愉悦的。此外，一定的长度也符合戏剧的创作规律，使戏剧与史诗划出了界线。中国古代悲剧一般比较长，后来慢慢演变就出了“折子戏”，即一场或几场组成的、有独立体系、或析出全本大戏的一出、几出的别具特色的、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小戏。

悲剧是对人物行动的模仿。如果说前面三个关键词是对悲剧概念外延的表述，行动则直指悲剧概念的内涵，他涉及到情节、人物性格与思想等艺术成分。亚氏将悲剧艺术成分按照重要性进行了六分：情节、性格、思想、言词、歌曲、形象。下面重点分析行动与上述六个艺术成分间的关系。

亚氏反复强调，悲剧是对人物行动的模仿，而不是对于人物的模仿。亚氏对于人物行动的强调实际上是对情节的强调，“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⑧。悲剧，在亚氏看来，就是讲故事，用表演的形式讲一个精彩的故事，故事里面当然有人物，但是人物不是主要的，即人物的性格是否丰富深刻不是重要的，因为故事情节的发展不是由人物的性格思想来推动的，而是人物自身的行动推动的。比如当人物面临抉择的时候，悲剧主要表现人物是“怎样做的”，而不是表现“怎样想的”。人物的性格是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性格，是观众从故事中分析出来的性格，而悲剧写作者没有刻画人物性格的写作预期。在亚氏看来，悲剧的人物行动中，“情节”处于第一位，“性格”处于第二位。这与中国悲剧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悲剧固然强调故事情节，但人物形象在悲剧创作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性格是推动故事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物性格在情节发展中不断出现变化，从而进一步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

亚氏将“思想”置于第三位，他认为人物的道德品质是由“性格”和“思想”决定的，思想作为模仿对象之一，高于作为模仿的媒介和方式的言词和形象，“思想”即是一种思考力，一种使人说出某种话的能力。亚氏认为“思想”与“性格”有关，剧中人物可按照自己的“性格”说出与自己身份相符的话语，表现人物的思想。语言是表现人物思想的利器，所不同的是，亚氏则从修辞学即外延来考量，中国人更多的就语言所表达的意义上来考量。

语言的表达占第四位。虽然悲剧是对于行动的模仿，但模仿的中间肯定不可或缺语言的表达，否则观众无从看得明白。在亚氏看来，语言在故事情节中起着交代的作用。悲剧常常使用“韵文”来表达，观众听起来比较有节奏感、美感。为较好地传达悲剧人物的声音，古希腊人很早就利用了回声原理，在没有扩音设备的时代，达到了很好的传声效果。古希腊悲剧中还有歌曲，但它对戏剧实质的影响并不大，亚氏认为其“最为悦耳”。反观中国的悲剧，在使用“韵文”这一点上是比较一致的，但中国悲剧将“语言”与“歌曲”实现了有机结合，比如元

杂剧唱与说白紧密相连，“曲白相生”。而且由于唱腔的不同，划分出许多的剧种，观众对于唱腔的迷恋甚于语言本身的意义表达。

亚氏认为，“‘形象’固然能吸引人，却最缺乏艺术性……，因为悲剧艺术的效力即使不依靠比赛或演员，也能产生。”⑨亚氏认为形象多是靠面具装扮而来的，与创作者的才华无关，因此，并不值得重视。而中国的悲剧对于“形象”却有着相当的重视，因为中国的悲剧主要是“小剧场”的演出，人物的“形象”可以看的比较清晰，而古希腊的剧场比较开阔，观众看不清人物的装扮，因此对“形象”也就不是重视。中国的悲剧重视脸部妆容，观众从人物的“形象”就可以比较直观的判断人物的好坏，以至于我们的文学传统中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有着极其严重的有“脸谱化”倾向。

西方悲剧的重情节，轻人物性格的倾向本身就带有了宗教宿命的特点，人物的性格、品质左右不了情节的发展，即人物不论怎样挣扎，都走不出预定的命运。希腊悲剧也是在教化城邦子民，但他不是教育子民做好人，不做坏事，而更多的是给人民一种观念，相信命运，那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无法靠人力而改变，如俄狄浦斯怎样努力都走不出“杀父娶母”的宿命。可以说，不论从概念的外围还是内涵来分析，西方悲剧带有很强的宿命论，离现实更远一些，虚构的成分更多一些。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 《诗学》, 罗念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30页.

②亚里士多德: 《诗学》, 罗念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0页.

③亚里士多德: 《诗学》, 罗念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8页.

④亚里士多德: 《诗学》, 罗念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48页.

⑤亚里士多德: 《诗学》, 罗念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35页.

⑥亚里士多德: 《诗学》, 罗念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37页.

⑦亚里士多德: 《诗学》, 罗念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35页.

⑧亚里士多德: 《诗学》, 罗念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31页.

⑨亚里士多德: 《诗学》, 罗念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32页.

薛俊芳，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