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自然观与科学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

论人类自然观与科学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

关键字：自然观，科学技术，儒学，道学

摘要：人类自然观与科学技术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的。儒家与道家作为中华文化的两大源流,曾经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态度看待自然,因而有不同特点的自然观，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同促进作用。本文着重分析道儒两家自然观后，再分析两者对中国传统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作出分析与结论。

自然界自身变化与发展，自人类诞生之后，客观上“人和自然”的关系便存在于人类头脑中。所谓自然观，就是自然观是关于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总看法,总观点。不同的人,因其知识和经验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自然观1.代表性最广的自然观,来自对该时期科学成果的概括和总结。从古至今，人类自然观的发展总共经历了朴素辩证法自然观、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三个阶段。朴素辩证自然观具有直观性、思辨性和猜测性的特点，它坚持从自然界本身去寻求对自然界的解释，坚持在自然界的总体联系和运动、发展、变化中认识自然界2。18世纪机械观占据了统治地位，哥白尼的日心说推翻亚里士多德的地球中心论，牛顿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提出，唯物主义自然观发展进入到第二个历史形态：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德国古典自然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直接先驱。康德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中第一次科学的阐明了太阳系是在时间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赖尔在《地区学原理》中提出地球缓慢进化的“渐变论”，达尔文在《进化论》中,向我们揭示了生物物种在自然选择中会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实现了自然观发展史上的革命性的变革2。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发展沿循两个方向，分别是：系统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系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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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司. 自然辩证法[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金吾仑. 自然观与科学观[M]. 上海:知识出版社,1985.

然观植根于相对论、量子力学、超循环理论、分形理论等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它从自然与人的辩证关系出发，认为自然是包括人类在内的统一的物质世界，是天然自然、人工自然和人类三大相互制约的组成的动态系统。生态自然观建立在生态科学的基础上，是系统自然观在人类生态领域的具体体现。

一 自然观在中国的发展

1.1 道家自然观

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化，其中道学，儒学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有着不可多得的影响与贡献。先秦道家的自然观，完全可以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相媲美，是中国科学的基础，是中国文化的最核心范畴和命脉所在。它反对存在世界创造者，所讲的是宇宙运行之道，即大自然的规律。《老子》所提出的“道法自然”说明了支配自然之道存在于自然中，且认为大自然是统一，“道”存在于自然之中且贯串于万物。由“自然”而引出“无为”，由于人、地、天终皆法于道，所以讲自然无为，又由于天之道自然无为，人之道也自然无为。自然与无为在道家思想中是高度一致的。“无为”并不是“道”所提供的供人遵循的技术性规则，它是一种包含着深刻形而上学意义的人类本真生存方式。老子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推崇人们摒弃招致不合理、不公平的“有为”思想，顺任自然之发展。

庄子是老子的弟子，他在老子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发了道学思想。与老子不同，庄子对自然的标举是从反抗人的异化的角度出发的,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从文明对人的压迫而起的一种心理反应。庄子的思想包含“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为而治”等观念。“无以人灭天”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庄子认为,既然万物的变化都是“自化”,完全是由于自然,是人所不能干预的,而人的作为又是有限的,也是违背自然的,那么人就不应

该试图对自然界施加影响。“无以故灭命”则反映了人与命运的关系，反对用智谋、技巧来逃避、抗拒命,并认为只要安于自己的遭遇,不用抗争,便可在精神上将自己从不幸与被动的处境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自由。庄子对待政治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全面反对当时社会所推行的仁义礼乐等道德准则和政治制度,继承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反对干涉。道家“无为”的道德思想，庄子讲得更清楚，他认为人类的“德”必须照例于自然的“道”

3。

总的来说，道家的自然观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与自然统一于“道”；二是人与自然都各有自独立性,有其身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各行其“道”的；三是人要因任自然,顺应自然万物的规律；四是人要节制

物欲，树立“知足常乐”的人生观。

1.2 儒家自然观

儒家的自然观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为“尚用”,二为“比德”。孔子“尚用”的自然观直接来源于客观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孔子说:“夫山,草木生焉,鸟兽蕃焉,财用殖焉,生财用而无私为,四方皆伐焉,每无私予焉。出云风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飨;此仁者之所以乐于山也”4。道家顺应自然、虚静无为的自然观生发于老庄学说的思想核心，而儒家以自然山水寓托人格的自然观,是紧密结合社会实际的。儒家人格化的自然观,表现在对自然山水审美过程中,赋予自然山水以人格成分。“比德”观充分体现了孔子“仁”的思想本质,可以说是孔子自然观的精髓。“比德”观源于《诗经》之“比兴”观,是把自然事物同人的社会生活相联系,给自然赋予人的特征,使之成为社会生活与道德精神的比喻与象征。儒家学派对山水的喜好,对自然的欣赏,并未停留在对自然山水的外部形象

3李锦全,曹智频. 庄子与中国文化[M].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258. 4伏胜.

尚书大传:卷3[M].丛书集成初编.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的审美上,而是从其神态中发掘出合乎社会道德在内的精神特质, 对于自然山水林木的审美中,发现了自己的理想人格。在儒家看来,最高的美就是理想人格,最高的美感,就是对理想人格的体验。儒家的自然山水人格化,究其根源,是用伦理眼光看待一切的必然结果。

儒学自秦代发展到汉代后，董仲舒奉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儒学取得了“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想的主流，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从而产生了一套以“天人合一”为核心、阴阳五行为骨架的神学化的天人观念。“天人合一”的思想就发轫于《周易》，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此观念强调天与人以类相合,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亲和互融,共为一体。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实际上是对先秦儒学“比德”观念的继承和延伸。所不同的是, 董氏的“天人合一”已不再是将自然和人进行朴素的类比,而是将“天”绝对性格化，他赋予“天”以人所具有的一切属性,如情感、道德等。“天人合一”不仅强调自然界的存在与人类社会的存在是统一的，其本质要求即是和谐,内在的统一。

1.3道儒两家异同

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体性认识,是关于自然系统的性质、构成、发展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根本看法,是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儒家与道家作为中华文化的两大源流,曾经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态度看待自然,因而有不同特点的自然观,他们相互批判、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逐渐汇聚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自然观———“天人合一”。不同的是，儒家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人伦化,近似于近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而老庄则是“自然中心主义”,人虽然是“域中四大”之一,但在自然面前,人只能顺应它。

而在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在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心态与理想境界的理解上，两家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儒家强调以自然山水之性来寄托或观照人格之本,如观山赏水,总是想到其间所蕴涵的人格品味,高山体现出人格的崇高,大水体现出胸襟的坦荡,而青松翠柏则体现高风亮节的品格。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实际上就是强调这种以自然山水审美作为人生修养之资,并作为完整人格形象的境界。而道家则强调以自然山水之性与自我之性的完全融合,既人与自然的融合。在大自然里安顿自己的精神。儒、道两种不同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实际上源于两种根源深厚的不同思想意识,前者浸染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核心,后者则是熏陶于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精神的影响。

二 中国自然观与科学技术发展

人类自然观与科学技术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的。马克思认为，“科学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5]。人类自然观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同时反作用于人类自然观，促进人类思想的进步，进而促进人类自然观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道学与儒学是中国自然观的起源点，它们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与促进作用。

2.1 传统文化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影响

《黄帝内经》与《周髀算经》是中国在“医”、“算”方面的奠基之作，两5

者陈云寿. 协同学与中医学[A]. 千古之迹——经络物理研究[M].1988的理论构建导向是道家的自然观。《黄帝内经》的“素问”部分继续并发展了“气”这一概念，在共同的物质基础对自然现象、人的生理和精神进行统一分析。强调人们处理生活要顺从阴阳四时

5陈云寿.

协同学与中医学[A]. 千古之迹——经络物理研究[M].1988

运行规律，适应季节气候变化，这也正是“道法自然”思想的体现。而《周髀算经》是一部主要以数学方法论证“盖天派”学说的天文数学著作，纯从形、数、时空等概念出发，并无丝毫神秘或迷信意味，其指导思想是把天地作为物质客体来考察的，符合《老子》的“地法天，天法道”思想。北刘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把自战国时形成的农业三要素（天时、地利、人和）的观念提到了“道法自然”的高度了。并且书中对道家所提出的“气”概念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人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梦溪笔谈》所涉及的科学知识包括十四个部门，并且它阐述的“自然之理”也体现了道的自发性与自然界的统一性的结合。道学不仅促进了医学、天文学发展，而且还促进了中国的数学发展，如朱世杰所著的《四元玉鉴》，着重多元高次方程解法，颇为艰深，其序言则指出它是“精而不杂，自然而然”。

儒学同样也促进了中国天、算、农、医四门学科的发展，《春秋》被儒家奉为经典,孔子在编修《春秋》时借助褒贬书法,把史学与社会实际紧密联系起来,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春秋》反映出孔子重视人事、安邦治国、经世致用的历史观, 其中所记各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以及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仍然是以经世致用为标准。如对自然现象的记载,洪水、旱灾、雪、霜、地震等,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来处理,而很少有迷信色彩。

2.2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对自然界的整体性直觉，为科学技术提供了整体性思维模式。协同学的创始人H.哈肯指出：“协同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在整体性观念上有很深的联系”6。而中国古代“在混沌中生成”的自然观为科学技术应用发展提供“不确定性”的思维模式。美国科学史家G.萨顿指出：“我完全相信，正如东方需要西方一样，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东方，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为什么不会再次发生？”[6]中国古代“一分为三”“阴阳

6李锁华，梁重言，方志军.

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科技时代[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交感变易”等的自然观为科学技术应用发展提供了多种思维方式。西方长期以为，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

模式，事物是“非此即彼”的，这种思想分割了事物广泛联系的复杂性。再次，中国文化独特性为科学技术提供了新的“重力”。中国文化独特的价值方式具有科学无法替代的人文创造力，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科技产品中，文化含量比重日益增大。科学技术应用中含中国文化特色文化产业和文化经营比重逐年增大。最后，中国文化注重个人自身修养价值观，为科学技术提供了不竭的人才储备。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辨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强调了人有首先自觉心。中国传统文化突出“以人为本”的观念。

当今世界，发展科学技术必然要将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在新的层面对科学技术的适应上加以整合，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整合中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必然要保留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精髓，弘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充分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成果，把“外源”转化为“内源”，开创富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现代化道路。

参考文献：

[1]思想政治工作司. 自然辩证法[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金吾仑. 自然观与科学观[M]. 上海:知识出版社,1985.

[3]李锦全,曹智频. 庄子与中国文化[M].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258.

[4]伏胜. 尚书大传:卷3[M].丛书集成初编.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5]陈云寿. 协同学与中医学[A]. 千古之迹——经络物理研究[M].1988

[6]李锁华，梁重言，方志军. 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科技时代[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