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新罗的出现对公元7_9世纪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影响

DongJiangJournalJul.,2000

Vol.17No.3

统一新罗的出现对公元7-9世纪

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影响

王东福

(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所,吉林延吉133002)

摘　要:公元7世纪在朝鲜半岛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新罗,这不仅结束了朝鲜半

岛长期以来的纷争局面,对朝鲜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而且对公元7-9世纪东北亚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统一新罗;东北亚国际秩序;影响

中图分类号:K31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2007(2000)0320034205

扩张,长寿王时迁都平壤,其疆域扩展至汉江沿岸。就在高句丽不断发展之时,朝鲜半岛出现了百济、新罗两国,并不断得到发展。百济以汉江下游为中心形成势力较大的国家,至公元3世纪完全占据了朝鲜半岛西南部。公元2世纪,新罗在庆州地区逐步扩展并强盛起来。自高句丽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以后,与百济互为敌手,征战不止,这为发展较晚的新罗留下有利的发展空间。到公元4世纪新罗已将势力扩展到洛东江流域,形成同高句丽、百济鼎足之势。三国为争夺朝鲜半岛频繁进行战争,打得不可开交。

朝鲜半岛的战争局面为古代日本国家时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公元前2世纪仍处于原始状态的古代日本,到公元3世纪已发展到农耕文明阶段,进而在各地形成奴隶制小国。公元4世纪,在日本列岛初步形成了统一王国,即大和政权。日本自倭国卑迷乎政权(邪马台国)时就与中国建立了亲密关系,

一、统一新罗出现前东北亚国际局势统一新罗出现前的东北亚国际格局,总体上说是处于争战不休的无序状态。

在早期古代东北亚国际政治中,中国大陆国家与朝鲜半岛国家的联系最早,也最直接。古代中国自有夏以来就建立了统一国家,并不断与东北亚地区发生各种联系。及至公元2世纪,汉朝为切断卫氏朝鲜与匈奴的联系,解除对辽东郡的威胁,灭掉了卫氏朝鲜,并在其本土及属地设置了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进一步确立了汉朝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同时,这为朝鲜半岛居民直接汲取中原先进技术与文化,为朝鲜半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自西汉时期开始,东北亚许多民族在汉文化的积极影响下纷纷建国,其中高句丽发展比较迅速,于公元二世纪起,便向朝鲜半岛

收稿日期:1999-11-24

作者简介:王东福(1964-),男,辽宁丹东人,延边大学世界史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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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隋朝,其关系一直未断,中国文化为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至于日本同朝鲜半岛的关系亦颇为密切,同新罗的关系则不是很好,同时常常发生战争。当高句丽发展到朝鲜半岛后,同日本的关系亦很紧张。但是,唯一友好者乃是百济。日本以支持百济的方式积极伸手朝鲜半岛。

隋统一中国后再度成为继秦汉之后东北亚区域具有相对优势的主导势力。高句丽自

句丽而因自然条件不利半途而返,隋炀帝数伐高句丽而遭失败。因此,在隋代,东北亚实是处于各种势力和战无序的状态,没有产生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

二、统一新罗的出现与东北亚和战无序局面的结束

公元7世纪初,隋朝在农民起义风潮中

“开皇初,频有使入朝,及平陈之后,汤大惧,土崩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唐朝。唐建立之初,

[1]

(卷81,高丽传)。由于全国的统一大业尚未完成,无法立即着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

作为与隋的“入朝”之举,实是高句丽的权宜手整肃东北地区。高祖在位时曾对臣下说:之计,而“积兵守拒”才是长久之计。故而隋“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朝为统一中国,高句丽政权的存在自然是不炀帝,此何臣之有!”大臣裴矩、温彦博对曰:被允许的,双方的战争,当是不可避免。而百“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济,自隋兴即遣使朝贡,尤其偏居朝鲜半岛东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且南部的新罗,向隋朝遣使朝贡的积极性更高。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

[3]

(卷199,高丽传)可见,建国之百济、新罗的亲和隋朝,成为隋与高句丽对垒俯同藩服。”的有利筹码。初唐朝君臣对东北亚局势有与隋一脉相承的彼时,日本大和国历经苏我氏整治,国力增强,并伺机在东北亚角逐中能有所作为。隋文帝时,大和国遣使入朝,使臣所言“倭王

[1]

(卷81,倭国传)等语以天为兄,以日为弟”

使隋颇为不悦。隋炀帝时,大和国又两度遣使入朝,先是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

[1]

(卷81,倭国传),后又称子无恙”“东天皇[2]

(卷22,推古天皇16年)云敬白西天皇”

云,使隋愈加不悦。尽管如此,隋对并非肘腋之患的日本没有因此而动干戈,反遣使垂问。可见,隋抚新罗、百济,慰日本,其意在于高句丽。隋朝大臣裴矩呈炀帝奏章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

[1]

(卷67,裴矩为三郡,晋氏亦统征之久矣。”

传)“胁令入朝,当可致也。……不然者,当率

[1]

(卷67,裴矩突厥,即日诛之。帝纳焉。”

传)可以看出,隋伐高句丽的根本目的在于稳定东北边疆,完成统一大业,恢复有如汉时以华夏为主导的东北亚秩序。隋文帝时欲伐高

认识,只是分了轻重缓急。因而,唐初接受高句丽、百济、新罗朝贡,目的是暂时稳定东北亚的局势,至少是以求维持现有状态。

唐贞观年间,政治开明,经济发达,国力强盛。唐朝在中原的崛起以及不断统一周边地区,势必再度激荡东北亚局势。此时唐一方面震慑高句丽,另一方面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以及日本大和国间的重重矛盾中积极介入并寻机待发。公元631年,唐太宗“诏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　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高句丽国王“建武惧伐其国,乃筑长城,东自扶余,西南至海千里有

[3]

(卷199,高丽传)。唐令高句丽收殓隋余”

伐高句丽时战亡将士遣骸,责高句丽毁战胜隋而立之纪念物“京观”,其意非同寻常,给人的印象是:让高句丽承认与隋对垒是罪不容恕。高句丽惊惧之余,亦着力加强防务,修长城以拒唐。公元642年,高句丽曾监修西北防御工事的西部大人渊盖苏文发动政变,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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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曾向唐献“封域图”,并遣太子入朝的荣留王。渊盖苏文政变后,采取对唐强硬路线,拒绝唐朝令其“勿攻新罗”的劝谕,使唐朝的“调和”之举未能实现。唐太宗对侍臣说“:莫离支贼杀其主,尽杀大臣,用刑有同坑阱,百姓转动则死,怨痛在心,道路以目。夫出师吊伐,须有其名,因其弑君虐下,败之甚易

[3]

(卷199,高丽传)可见,唐取高句丽战也。”争已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百济同高句丽为对付日渐势盛的新罗而

逐步走向背唐合谋之路。公元627年,百济袭掠新罗。新罗向唐求救,唐赐书百济进行劝阻,但百济“虽外称顺命,内实相仇如故”,并为阻断新罗通唐之路“,兴兵伐新罗四十余城,又发兵以守之,与高丽和亲通好,谋取党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路”。为此,唐遣使严厉

[3]

(卷199,百济警告“,告谕两蕃,以示祸福”

传)。公元643年,百济义慈王整肃宫廷内部亲唐势力,推行联合高句丽攻新罗的政策,所谓“往者百济先王,迷于逆顺,不敦邻好,不睦亲姻,结托高丽,交通倭国,共为残暴,侵削新

[3]

(卷199,百济罗,破邑屠城,略无宁岁”

传),即指当时之状况。

高句丽、百济拒唐而攻新罗,无疑更加促成了唐与新罗互为远交近攻的犄角之势,新罗同唐朝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高句丽、百济的局面势必形成。唐贞观十七年“,太宗将亲伐

[3]

(卷高丽,诏新罗纂集士马,应接大军”

199,新罗传)。

公元7世纪中国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自然影响到东北亚另一势力日本。百济向来与日本来往密切,此时双方的交往更令人瞩目。公元631年百济遣王子入质日本。公元635年百济再遣使赴日。公元639年日本舒明国王在畿内造九重塔,以昭示两国善邻关系。公元643年百济遣使向日本通报国内政局的变化情况。高句丽也于公元643年遣使赴日通报国情。就在高句丽、百济先后36

发生政局变化之后,公元645年日本中大兄

皇子及中臣镰足发动政变,灭苏我氏,建立并加强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据日本史书载“:中大足密谓仓山田麻吕臣曰,三韩进调之日,必将使卿读唱其表。遂陈欲斩入鹿之

[2]

谋”,古人大兄“谓于人曰,韩人杀鞍作臣”(卷24,皇极天皇4年)。可见,日本大化政变与高句丽、百济加强中央集权,并主动与日本密切关系等这一系列事件不无关联。于是,高句丽、百济、日本为其共同利益而结成联盟亦势在必然。三国联盟与唐、罗联盟的对峙局而亦逐渐形成了。

公元645年,唐、罗开始攻打高句丽。“太宗北征高句丽,(新罗)王发兵三万以助

[4]

(曾德王14之。百济乘虚袭取国西七城”

年)。唐军虽对高句丽打击沉重,但由于高句丽的顽强抵抗并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来唐、罗改变了策略,将攻击的目标转向实力相对弱小的高句丽盟国百济。公元660年,唐出兵百济、新罗派军夹攻,百济亡。唐在百济故地设五都督府进行统治。这样,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几近完全失落,因而日本在进行一番备战之后于公元663年出兵朝鲜半岛,同百济残部共同与唐、罗对陈。唐军“遇倭人白江口,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

[5]

(卷180,刘仁轨传)。日本战败,被迫丹”

退出朝鲜半岛。在灭亡百济、败退日本之后,唐罗联军大举进兵高句丽,高句丽于公元668年灭亡。接着,唐在原高句丽占领区设九都督府,并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进行统治。

然而,唐罗联盟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东北亚的和平局面随即出现。唐朝出兵为新罗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而新罗却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不仅占领了百济故地,同时不要侵蚀原高句丽领域,即唐安东都护府领地,在此过程中,收罗百济、高句丽残部,与唐对抗,彼时东北亚局势的焦点集中表现在唐罗矛盾上。由于当时唐朝的西部出了问题,无暇更多东顾,

在某种程度上对新罗进行了让步,而新罗在获得了许多领土上的好处之后亦不再继续北扩。因此,唐、罗之间经过几年战争之后,又重归于好。

三、统一新罗出现之后东北亚新秩序的形成

统一新罗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统一政权和国家。同唐朝和好之后,结束了过去朝鲜半岛由于战争而造成的混乱局面。及至公元735年(唐开元二十三年、新罗圣德王三十四年),唐玄宗“赐氵贝江(今大同江)以南地”给新罗,翌年新罗遣使奉表谢恩[4]。自此,新罗的疆域业已稳定,其人口也相应增长,是原来人口的数倍。统一新罗已非昔比,它奠定了朝鲜半岛统一国家的基础,后来的王氏高丽及李朝即是在统一新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统一新罗促进了古代朝鲜社会形态的发展,使古代朝鲜社会由封建社会初期阶段发展到成熟阶段。统一新罗形成后,在政治上健全和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在经济上也采取一系列措施,控制人口流动,实行丁田制《新罗帐籍》,反映了这些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6](P112-121)。统一新罗时期在军事方面也建立起更为系统完备的军事制度。统一新罗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国力兴盛,史家曾以“圣代”相称[7](卷1,纪异,太宗春秋公)。

统一新罗的形成和发展,使朝鲜半岛统一民族的形成成为现实。远古朝鲜居民经过长期历史发展逐渐形成“貉”、“韩”等部落集团。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活动在朝鲜半岛北部的主要是貉族,而生息于朝鲜半岛南部的古代朝鲜居民主要由韩族构成[8](第一卷,P40,67)。统一新罗形成后,在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基础上形成了统一民族所具有的

(斯大林全集》特征[9]《第11卷)。以原新罗

为主体,吸收了百济所有居民,以及融入了一部分高句丽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而非过去朝鲜半岛某一古老居民群体。

新罗是借助唐朝的势力发展起来的,它吸取高句丽、百济对唐强硬政策而失败的教训,对唐朝采取了纳贡和接受册封的灵活务实政策,积极与唐亲和。以载于《三国史记》的史料计,从公元703年到893年,新罗以朝贡、谢恩等形式向唐派出使节89次[4]。新罗这一对唐外交政策,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唐朝根据国内外的具体情况对东北亚国家或民族亦采取了灵活的政策,以政策册封为主、军事威慑为辅,同新罗一直保持着相互信赖的友好关系。亦以《三国史记》所载史料为例,公元八至九世纪,唐以册封新罗新王或吊祭已故新罗王,以及其它各种名义派往新罗的使节有18次[4]。

唐、罗除了政治上的册封、宗藩关系外,经济交流也是双方关系中的重要内容。新罗使节赴唐,常带入大量贡品,而唐则回以赐物。唐使造访新罗也带去大量礼物。这种礼物交换实际成为当时的一种国家贸易形式。民间贸易也非常活跃,彼时形成了从新罗西海岸到唐山东半岛和长江口流域的海上贸易航线,甚至于在唐朝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新罗商人聚居的“新罗坊”。

在唐、罗交往中,思想文化交流又是一项重要内容。新罗留学生大量入唐求学求仕,其中不少人成为名垂青史的人物。如崔致远幼时入唐,以后在唐及第登科,官拜翰林学士。不仅如此,大量新罗僧人也入唐求法,涌现出许多入唐求法高僧,如义湘、元晓、地藏等。思想文化交流的发展使新罗以“君子之

[3]

(卷199,国”见称“,颇知书记,有类中华”

新罗传)。

唐、罗关系的友好,为东北亚政治局势的和平稳定提供了重要保证。而日本在白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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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之后,亦吸取了足够的教训,同大唐及新罗都保持着一种稳定的友好关系。日本同新罗的关系,政治方面的交往相对不多,但贸易往来却十分活跃。新罗商人经常往来于日本九洲地区,而日本商人也到新罗贸易。此外,日本留学生、僧侣也坐新罗商船渡海赴唐。唐罗、罗日间的交往情形也促使日本适合唐的友好开放政策,以友好通交之策与唐往来。从7世纪初到9世纪末,日本大量吸收中国

唐朝先进文化,以致许多领域都呈现出唐化特征。公元8世纪日本重又向唐派遣使臣,每次人数都达数百人。日本还向唐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学问僧,数量之多仅次于新罗。与唐的友好交往使日本在封建中央集权确定之初即得到全面的发展。日唐友好通交完善了以唐罗朝贡册封为主要表现的东北亚新秩序,至此东北亚进入和平安定的大发展时期。

[参　考　文　献]

[1]　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　日本书记[M].

[3]　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4]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M].[5]　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

[6]　姜孟山.朝鲜封建社会论[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7]　三国遗事[M].

[8]　姜孟山.朝鲜通史[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9]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A].

[责任编辑　文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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