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商铜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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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人文天下》2019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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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铃是上古时期重要的青铜器器型，迄今所见最早的铜铃见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M3296，属于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夏商以后，铜铃迅速发展。根据各地考古发掘报告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等资料显示，目前已发现的夏商时代铃出土于今山西保德、柳林、灵石，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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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辉县、偃师，河北藁城，山东青州、滕州，安徽合肥，四川成都、广汉，甘肃庄浪，福建漳州等地区。关于铜铃，李纯一[1]、安家瑗[2]、朱凤瀚[3]、王友华[4]、张冲[5]等研究者已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研究成果，而幸晓峰、王其书[6]、华明玲、田彬华[7]等学者的研究则专门针对四川地区铜铃的音乐性能进行了考察。由于黄河流域、四川流域青铜器的发展明显属于不同文化体系，其铜铃也各有不同发展轨迹，不宜一言以蔽之，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至于安徽、甘肃、福建等地出土的夏商铜铃，由于出土物较少、孤证难立，且远离夏商铜铃流行的两大中心区域，故而也不列入本文的论述范围。 一、铜铃的分型与分式

二、铜铃的制作时间与出土情况

将目前所知铜铃资料按上述型式劃分进行排比，并将制作年代、件数、出土地等信息纳入附表，从中可以看出以下问题：

1、夏商时期黄河中下游铜铃的存在时间为二里头二期至四期、殷墟一期至商周之际，未见二里岗时期出土物。

2、A型Ⅰa式铃出现于二里头二期至四期，出土单位6处，共6件，全部为单件出土。出土地集中在河南偃师。

A型Ⅰb式铃出现于殷墟二期至四期，其中出土于殷墟二期的铃占比例较大。出土单位6处，共16件，发现多件铜铃同出的出土单位数有4处，组合形式以2件、4件、6件同出。出土地集中在河南安阳。

A型Ⅱa式铜铃自殷墟二期出现之日起一直持续到殷墟四期，出土单位17处，共23件，发现多件铜铃同出的出土单位数有4处，组合形式以2件、3件同出。出土地分布在河南安阳、山东滕州两个地区，在安阳出现的时间是殷墟二期至四期，在滕州出现的时间为殷墟四期。

A型Ⅱb式铜铃出现时间为殷墟二期至商周之际，出土单位18处，共41件，发现多件铜铃同出的出土单位数有6处，组合形式以2件、3件、4件同出为主，在此型制中还存在13件同出的组合方式。分布地区包括河南的安阳、山东的青州、滕州以及山西灵石。

B型Ⅰ式铃的出现时间为二里头二期、殷墟一期到商周之际。出土单位25处，共61件，发现多件铜铃同出的出土单位数有6处，组合形式以2件、3件、8件、12件、15件同出。分布地区广泛，包括河南的偃师、安阳、辉县，河北藁城，山东的青州、滕州，山西的柳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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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灵石。根据目前搜集的资料未见出土于二里头三期至四期及二里岗时期的器物，此型铃发展链条存在缺环。

需要说明的是，山西灵石旌介M2及柳林出土的铃虽也为上窄下宽，但铃的型制与河南、山东地区的铃有差异。因此笔者认为该地区出土的铃除具有一般黄河中下游铜铃的特征外还出现了一定的地域特色。

B型Ⅱ式铃的存续时间为殷墟二期至四期。出土单位25处，共33件，发现多件铜铃同出的出土单位数有3处，组合形式以2件、7件同出。分布地区包括河南的安阳、洛阳，山东的青州、滕州，山西的保德。 将上述信息列入表1。 三、铜铃的分期

黄河中下游地区铜铃萌芽于龙山文化时期，其发展历程在夏代二里头二期至四期没有间断，在殷墟一期及以后也延续不断，至周代不仅数量急剧增多，形制上也趋于统一，以B型Ⅰ式、B型Ⅱ式为主。虽然目前缺少二里岗时期的铜铃实例、殷墟一期出土物也较少，但二里头文化二期起流行的A型Ⅰa式铃和殷墟二期起流行的A型Ⅰb式铃的区别仅表现为悬挂部位的不同，二者之间的承袭关系比较明显，因此，笔者认为黄河中下游地区铜铃在夏商时期的发展实际从未间断过，某个时段内出土物的缺乏可能与商前期国都频繁迁徙有关。夏商时期上承远古下启周代，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铜铃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故而本文将夏商时期黄河流域铜铃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形成期、发展期。而铜铃的萌芽期、成熟期、衰落期则不包含在夏商时段之内。

形成期（二里头二期至四期），此期A型Ⅰa式铃与B型Ⅰ式铃并行发展，以A型Ⅰa式铃为主流。铜铃出土数量较少，无同一单位出土多件铜铃的情况。出土地点集中在河南偃师。 发展期（二里岗时期至商周之际），现有铜铃资料中，殷墟二期至商周之际制品最多，形制也较为多样。殷墟一期至四期时，A型Ⅰb式、A型Ⅱa式、A型Ⅱb式、B型Ⅰ式、B型Ⅱ式铃并行发展。殷墟四期至商周之际时，以A型Ⅱb式、B型Ⅰ式为常见器型。总体上呈现出有翼与无翼共存、平口与凹口共存的情况;出土单位数量明显增多，铜铃件数显著增长;出土地遍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铜铃件数与分布地区的广泛程度成正比，即出土铜铃数量越多的器型流传地区越广泛。[9]由此可进一步总结出夏商时期铃的发展规律为： 1.钮的形制从环形小钮演变为环形梁;

2.A型Ⅰa式铃、B型Ⅰ式铃早于A型Ⅱ式铃产生，形成期A型Ⅰa式、B型Ⅰ式均有发现，以A型Ⅰa式铃为主，B型Ⅰ式铃仅出土一件，但可据此推测当时对此铜铃型制已开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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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探索。进入发展期，未再发现有A型Ⅰa式铃。起初是A型Ⅰb式、A型Ⅱa式、A型Ⅱb式、B型Ⅰ式、B型Ⅱ式并行发展。A型Ⅰb式铃数量也逐渐减少，到殷墟四期时仅发现一件，殷墟四期以后不再见A型Ⅰb式铃出土。可见，在铃的演进过程中，A型Ⅰ式铃逐渐被摒弃，A型Ⅱ式、B型成为主流器型，亦即单翼的形制被逐渐淘汰、双翼与无翼两种形制均被保存下来。

3.平口铃先于凹口铃产生，但殷墟二期至商周之际A型Ⅰb式、A型Ⅱa式、B型Ⅰ式平口铃与A型Ⅱb式、B型Ⅱ式凹口铃并行发展，平口与凹口两种形制并无哪一种被摒弃。 4.从数量来看，出土单位的数量及每单位内共出铜铃的件数呈上升趋势，共出铜铃的数量由最初的2件同出扩展到十几件同出。

5.分布地区由最初仅见于河南，延伸至山东、山西、河北等地。 四、相关问题探讨

根据学界研究，青铜钟类乐器上各个部位的形制对钟体的发音性能有较大影响。据此审视夏商铜铃的各部分构造，我们发现：

1.从翼来看，二里头时期最早流行的是单翼A型Ⅰa式铃。关于铜铃一侧翼的具体作用，华觉明、贾云福学者认为：“铃侧的扉有可能是由侧面浇注形成的浇口演变而来[10]”。李京华先生也持类似观点[11]。李纯一先生则认为“铃体上的翼可能具有负载铃体振动的作用，但对于体高只有7～8厘米的二里头铜铃来说，似乎没有多大的必要”[12]。由此看来，A型Ⅰ式铃上单翼的出现多与铸造技术有关。与A型Ⅰ式铃同时出现的还有B型Ⅰ式铃，但此型制铃仅见一件，说明铃的铸造工艺方面正处于探索阶段。殷墟二期以后出现大量A型Ⅱ式铃，而商晚期正值青铜技术发展的成熟时期[13]，因此，A型Ⅱ式铃的出现是铸造技术进步后有意而为的结果，同时还可能与商代的装饰艺术追求对称规整的审美观念[14]有关，二者均无关乎音乐性能。再看B型铃，其无翼的铃体形制与钟类乐器的钟体极为相似，联系到中原地区镈钟也是呈从有翼到无翼的发展趋势，而东周之后逐渐兴起的钮钟的钮制、悬挂方式等都显示出受到无翼铃的影响[15]，因此推断，B型无翼铃与钟类乐器具有更多的渊源关系。

2.从于口来看，方建军先生认为：“据研究，凹口易使正鼓音与侧鼓音分离，即可发出两个不同音高的基音。而平口则只能发一个正鼓音，侧鼓音与正鼓音相同，或不能与正鼓音清晰地分离出来。”[16]二里头时期出土铜铃均为平口，到殷墟二期以后则呈现平口、凹口共存的情况，且这种情况直到周代还普遍存在，说明铜铃于口形状未定型。平口不能使正鼓音与侧鼓音清晰地分离，凹口虽有利于正鼓音与侧鼓音的分离，但因铜铃体积较小，且靠铃舌撞击铃壁的发声方式使得精准地撞击正鼓部与侧鼓部无法实现。由此不难看出，夏商铜铃于口形状的变化虽有可能是对音乐性的探索，但并未使铜铃真正具有音乐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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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型Ⅱ式铃的铃体形状较之其它型式铃的铃体更符合科学发声原理，但A型Ⅱb式与B型Ⅰ式铃却比B型Ⅱ式铃存在时间更长。由此可知，夏商铜铃在形制方面上尚且处于探索阶段，虽出现了较科学的器型，但并不能证明其已然具备音乐性能。

4.从编制上看，夏商时期出现了一墓出土多件铜铃的情况，但这些铜铃在体积上没有呈现出有迹可循的规律变化，编制数量上也多寡不定，因此并非追求音高变化的编铃，其多件组合的原因应与音乐性能无关。

综上所述，夏商时期黄河中下游铜铃的总体发展呈现无翼、单翼与双翼共存，平口、凹口并行发展的面貌，但直到商周之际，翼和平口的型制还处于探索阶段，其中或有对音乐性的追求，但当时铜铃尚不具有音乐性能是显而易见的;而B型铃与钟类乐器的渊源极深，B型Ⅱ式铃甚至可能对钮钟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纯一.中国上古出乐器综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84-104.

[2]安家瑗.中國早期的铜铃[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7（总第10期）：35-38，59. [3]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25-332. [4]王友华.先秦大型组合编钟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 [5]张冲.先秦时期陶铃和铜铃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6]幸晓峰、王其书.三星堆成组铜铃音乐声学性能的初步探讨[J].中国音乐学，2006（4）：19-24.

[7]华明玲、田彬华.三星堆出土乐器研究[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6-12，44.

[8]注：A型Ⅰb式铃上的悬挂部位横跨于铜铃顶部，且高度较高。安家瑗、朱凤瀚、陈中岚、张冲等研究者称这种形制的悬挂部位为拱形梁、半环形梁或环形梁。参见安家瑗.中国早期的铜铃[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7（总第10期）：35-38，59;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54;陈中岚.殷墟出土乐器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34;张冲.先秦时期陶铃和铜铃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25-27。笔者从朱凤瀚先生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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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注：虽然目前尚未发现二里岗时期的铜铃，但殷墟二期铜铃所反映出的制作水平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二里岗时期是铜铃在二里头时期形成之后的重要发展阶段，故笔者将其作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商时期铜铃发展期的开端。

[10]华觉明、贾云福.先秦编钟设计制作的探讨[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1）：72. [11]参见李京华.《偃师二里头》有关铸铜技术的探讨——兼谈报告存在的几点问题[J].中原文物，2004（3）：34.

[12]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90. [13]参见田长浒.中国金属技术史[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16. [14]参见魏华.中国设计史[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54. [15]参见米永盈.合瓦体青铜钮钟及其发展源流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7（5）. [16]方建军.两周铜镈综论[J].东南文化，1994（1）：33.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