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与阶级差异：《寄生虫》中“住宅”探析

空间生产与阶级差异：《寄生虫》中“住宅”探析

毛悦梅

［摘  要］住宅作为与社会外界相对立的私密空间，在为居住者提供遮挡和使用功能的同时也滋养着其梦想与欲望的生发。当不同阶级的居住者存在于同一居住空间时，权力的争夺、阶级的冲突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社会空间之一的住宅空间，是不断更新的主体，见证并浓缩着社会关系的生产与流动，孕育着永恒的生命力量。

［关  键  词］“住宅”；阶级；空间；斗争电影《寄生虫》勾连起两个地位悬殊的家庭，通过对他们命运遭遇的诉说，展现贫富拉扯中畸形社会的冰山一角。为了突显社会阶层间的巨大差距，导演在影片中全面运用“固液态”多种类型的象征物，如“转运石”“住宅”“气味”“暴雨”等。而其中“住宅”作为“社会空间”不仅是主人公连接两个家庭的媒介，而且承载着“寄生者”对于别样生活的幻想，见证着“宿主”被挑战、被置换的命运。

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是“在某种被生产出的社会空间之中的现实，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①。列斐伏尔所指认的“社会空间”首先应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没有人的存在，社会空间也就无从谈起。但并非所有的实体场所都是“社会空间”，因为“社会空间的本质不是人在其中活动的物理场所，它的构建是编织这些活动的关系构式，是不同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②其次，在这一空间中必须存在二次生产的环节，当一段社会关系在已发生的社会关系上产生，社会空间才会产生。“住宅”从客观上来说作为建筑物而存在，当住宅完成之时就包含了“使用/被使用”的社会关系，建筑商或政府作为土地的使用者而存在，利用土地来满足经济或建设需求，住宅是这段社会关系中的产物。当住宅成功拥有“主人”时，“使用/被使用”的社会关系就再次存在了，居住者成为住宅的使用者，利用住宅满足其生存需求。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住宅”，其“二次生产”特征使它成为列斐伏尔所指认的“社会空间”。

“社会空间”是可以进行生产的。“空间（与时间）所生产出的产品不能被看作是出于机器或人手的随随便便的某‘对象’或者‘物’，而是第二自然的基本特征，是社会活动作用于‘第一自然’，如感性的资料、物质

与能量之上的结果。”③社会空间中所生产的产品在本质上还是社会关系，但其表征的方式是第二自然。因此，“住宅”作为“社会空间”也是可以进行生产的，在《寄生虫》中，多蕙家的住宅不断生产着“雇佣”关系，基宇的英文教师身份、基婷的美术教师身份、金基泽的司机身份以及忠淑的管家身份都是这一空间中生产的“产品”表征，同时生产的还有基宇一家与雯光、吴近世的“竞争”关系，雯光、吴近世与多蕙一家的“寄生”关系。此外，基宇一家的地下室住宅也在生产着“雇佣”的社会关系，正是出于对“雇”的需求才导致多惠一家“雇佣”关系的形成。

一、地下室住宅：现实空间中的梦想生发地对于住宅自身来说，它首先作为建筑物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建筑本身的位置、结构、大小等客观因素受制于人的主体意识构建以及资本、权力等社会因素的制约。住宅从诞生之时起就携带着人类的实践性和社会性，住宅的属人性或者说住宅的意义也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逐渐衍生出来的。在此基础上，区别于地理学意义上的符号化“住宅”，笔者所着重的是立体化的“住宅空间”，这一空间隶属于社会的空间。“我们所关注的领域是：第一，物理的，自然，宇宙；第二，精神的，包括抽象逻辑与形式抽象；第三，社会的。易言之，我们关心的是逻辑—认识论的空间，社会实践的空间，感觉现象占有的空间，包括想象的空间，如规划与设计、象征、乌托邦等。”④从马克思实践观点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空间生产”理论点明了空间的社会和实践本质。

住宅空间的社会性使其不得不遵循人类社会的资源分配制度并承受其分配结果。当社会财富在极少数人手中时，住宅就出现了位置、结构、大小等客观因素的分级，而住宅的优劣就由资本的掌握程度来决定，在一定程度

注释：

①②③张一兵：《社会空间的关系性与历史性——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第26-32页。

④[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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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住宅本身就是社会分配的产物和资本力量的象征。影片中，基宇一家的狭小、阴暗、脏乱与多蕙一家的宽阔、明亮、整洁就直观地呈现了社会阶层的严格划分与差距。 影片开端对草坪和庭院的定格在笔者看来极具讽刺意义，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美好画面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在金钱的浸润下才可能出现。

对于居住者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拥有“家宅”而非“住宅”。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对“家宅”这一空间形象进行全面的介绍与阐释。“家宅”作为与“社会外界”相对立的存在空间，它在很大程度上为居住者遮挡外部环境中潜在的危机和不确定因素。正如《人造天堂》中的“小屋”，因为外面的“冷”才让我们感觉到“热”，在内外空间的对立中才能凸显出“家宅”所携带的舒适因素。对于居住者来说，“家宅”是为其提供遮蔽风雨侵袭的安全空间和庇护所，居住者从中获得安全感并信任和依赖于“家宅”。在二者的互动过程中，“家宅”不再是被等待认知的客体，而是可以与居住者交流，给予其庇护的主体。这种居住者和“家宅”的一体性关系并不会因为“家宅”的狭小或破败发生改变，即使无法拥有建筑实体也不会影响其状态，幸福感和安定感是“家宅”的核心，彼此信任使得“家宅”成为“人”“物”合一的理想化状态。对于拥有建筑实体的居住者来说，“家宅”意识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来自“物”对“人”的反馈，安定、自由与幸福部分来自于“宅”的给予，但并非所有的住宅都能满足居住者的浪漫幻想。基宇一家的“住宅”处于半地下室的状态，窗户是这一空间中光线的唯一来源，而与地面和马路齐平的位置不仅使窗户成为一家人观察外界的直接窗口，也成为外界危机和突发因素入侵的入口。夜晚撒尿的醉汉、白天消虫的浓烟、暴雨夜淹没的大水都显示着居住空间的脆弱与危机。这样的空间失去了“家宅”原本应拥有的庇护作用，因此只能称其为“住宅”。而对于居住者来说，住宅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是私人主权和控制力的象征，是提供遮挡和使用功能的空间。而坏掉的马桶、公共视野下的餐桌都显示着住宅私密性和使用性的缺失，这样残缺的“住宅空间”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和突发因素，蚕食着居住者对于空间的信任，也压制着居住者对于未来的构想和实践力，所生产的是“使用主体/被使用对象”的“对立”关系。基婷的美术才华和上大学的愿望被吞没在黑暗的地下室空间里，满足温饱和生存已经成为这个空间不可承受的重任，

它也无力再承担居住者对于精英意识的追求。而处于这种空间中的居住者逐渐丧失对住宅的信任，不安和失望之后是逃离，是对别样空间的极度渴望，如果说基宇对于延世大学的向往和笃定只是居住者自身的梦想与渴望，那么在进入多蕙一家后对其家庭关系进行置换的行为就彰显着居住者对地下空间的逃离渴望和反抗力量。空间滋养了梦想和欲望的生长，而欲望足够强大时就成了反抗空间的力量。当住宅与居住者之间的信任感变为对立冲突后，二者的张力在得到进入其他空间的许可后暂时得到化解。

二、住宅：权力争夺的游戏空间

与地下室空间的逼仄幽深不同，多蕙一家的住宅精美而豪华，朴社长等四人作为这一空间认知意义上的“主人”而存在，但实际只拥有“使用者”的身份与雯光、吴近世一起分享着这一空间。从对住宅的掌握和了解程度来说，雯光更像是这一空间的主导者，不管是旁听朴多颂的教育问题、与吴近世的相拥而舞还是基宇初见时对她的错认、基婷对其“装出一副女主人的架势”的评价，影片都通过对雯光自我行为以及旁观者评价的展示暗喻着其隐藏的“主人”姿态。也就是说在朴社长一家进入住宅空间时，双方关于空间使用权、支配权的“竞争”关系就已经存在了，雯光对地下密室空间使用权的争夺以欺瞒为代价，目的是满足丈夫的生存需求。而“主导者”角色的心理认同源自其在住宅中的长期生活经历以及朴太太对空间使用的漠视。当基宇进入多蕙家的那一刻起，二元对立的竞争双方逐渐演变成多人游戏，宽敞、豪华的住宅就变成了精美的游乐场，上演着空间主权的争夺游戏。

以朴社长一家家庭成员为核心的周边社会关系在基宇到来之后逐步被替换，最后形成了英语教师基宇、美术老师基婷、司机基泽、管家忠淑的局面。在这一置换过程中，基泽和年轻司机、忠淑和雯光形成明显的“挑战者/被挑战者”的竞争关系，但由于基宇一家大量的欺瞒和精心安排使雯光在竞争关系中处于蒙蔽状态和弱势地位，但当被雇佣者彼此知晓对方的秘密时，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打斗与争抢。基宇一家对于雯光等人的精心设计体现了现代人对于经济利益的强烈渴求，而这一行为本身又是金钱中心与制度分配不协调的现代社会失范①的产物。“我们有必要事先声明，‘理性主义’一词意涵殊多，若就体系思想家之于世界图像的理性观点而

注释：

①失范：最初以社会学术语出现，既指社会失范又指人的失范，当社会价值标准与实际实施制度不完全平衡时，就会产生失范，例如夫妻和睦作为家庭幸福的评价标准，但并非人人都能通过婚姻法得到公正的保护，因此就会不断出现家暴甚至过失杀人的情况。

058《名家名作》·探索

言，理性主义是指：以越来越精确的抽象概念为手段，越来越能理性地支配现实。换一个观点思考，理性主义又可以是：以越来越精确地计算合适的手段为基础，有条理地达成一个特定的既有的现实目的。”①现代人的理性主义使人在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中不自觉地走向极端失控的边缘。两个小时的电影中，导演用将近全片一半时间来讲述基宇一家的“置换”游戏，在整个“雇佣”关系中，“被雇佣者”之间争夺的是准许进入“住宅空间”的合理身份，是获得金钱回报，满足生存需求，享受优质物质资源的机会，进入了这一空间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了解上层阶级生活和文化氛围的体验，为摆脱原生贫穷融入全新阶层提供了无限可能，双方的争夺游戏体现的是底层人物对于丰厚物质资源和发达社会关系的需求和渴望，是“流浪者”对于“旅游者”生活和资本的无限向往，这种向往中蕴含着阶级流动和更新的强大力量。

面对空间中不断出现的未知又新鲜的挑战者，被挑战者为了避免突发性危险因素的产生必须对挑战者不断地进行测试和规训，以彰显其主体权威，通过降低挑战者越界的可能性来维持空间的和谐与平衡。影片中朴社长夫妇虽然单纯善良，但内心对“被雇佣者”却有着明确的要求，一旦触犯底线则毫不犹豫地将其驱逐出住宅空间。对于年轻司机的“出轨”行为，管家的“肺结核”，朴太太总是在第一时间就实施辞退行为，荣誉、地位以及安全成为这个空间不可触碰的“边界”。并且朴社长在影片中也不断提到“越线”的问题，在车上时曾明确表示自己“最讨厌越线的人”，对金基泽做出“整体言行虽然徘徊在越线边缘，但最终却绝不越线”的评价。当金基泽两次说出“毕竟您爱她”“还是爱她吧”时，朴社长均以本职工作的话题结束对话。而对驾驶技术的测试，对雯光管理能力的夸赞，都显示着朴社长对“被雇佣者”业务水平的重视。因此对于男主人朴东易来说，个人隐私和业务能力是这一住宅空间中不可“越线”的边界。在住宅空间中，被挑战者总是以轻松随意的面貌来展示其主权不可撼动的自信，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参与空间权力的争夺游戏，在看似漫不经心的试探和规训

中，雇佣者守护着其主导权力，防御着一切未知的挑战者和危险因素。

在精致华丽的豪宅空间里，雇佣者、被雇佣者和新旧两派三方上演着空间使用权和主导权的争夺游戏。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空间也就具有场域的特性②，在场域中要控制有价值的资源，争夺合法性，在多蕙家的住宅中，三方要控制的是对空间的使用权和主导权，被雇佣者之间的紧张争夺源自底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向往以及进入上层阶级的艰难现实，而同阶级间的自相残杀又客观上为被雇佣者的主权加固提供了保障。与被雇佣者之间的剑拔弩张、精心计划不同，雇佣者在面对空间主权争夺时显得自信而从容，被雇佣者的去留与商品的挑选过程并无差别，作为可获得的社会资源，“再雇一个就是了”可以解决雇佣者的一切顾虑与不安。阶级自身的不对等使这场争夺游戏倾向于雇佣者胜利的结局。但当突发因素存在时，矛盾冲突便在不可控中走向未知的结局。

三、住宅：阶级对抗的斗争空间

被雇佣者的争夺游戏以基宇一家的胜利暂时落幕，影片中四人在喝酒庆祝时还表达了“向伟大的朴社长表达衷心谢意”的感慨以及获得丰厚报酬的狂喜，但这种平和状态却因为雯光的再次到来而被打破。当基宇一家被迫与朴东易夫妇在夜晚共处客厅时，原本私密的二人空间就成为“被雇佣者”获取信息（气味）的公共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气味”在影片中曾多次出现并在最后将故事推向高潮，朴多颂曾注意到“他们俩味道一模一样，杰西卡老师身上也有差不多的味道呢”的细节，但因为孩子的话语权威相对较弱，对基宇一家也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当从朴东易口中听到对“气味”的厌恶后，就不只是他人评价那么简单，其所代表的雇佣者身份权威开始产生作用，对被雇佣者产生了极大影响与震动，使金基泽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对自己的身份进行重新定位。此外，基宇多次提出的“搭不搭”的问题也显示着阶级差距无法弥补。从朴社长家逃离后，影片显示基宇三人在雨中彷徨不安的场面，导演奉俊昊惯常将“雨”“雪”等极端天气融入电影叙述中，在《绑架门口狗》《雪国列车》《杀人回忆》 等影片中，极端天气往往预示

注释：

①[德]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436页。②场域是指商品、服务、知识或社会地位以及竞争性位置的生产、流通与挪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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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人的焦虑以及失范的可能。几个小时前扬言“这里现在就是我们家”的基宇四人现在不得不正视双方阶级存在巨大差异的残酷现实，商量如何解决突发意外的对策。在这段雇佣关系之间，如果说被雇佣者之前还存有自身已融入上层阶级的浪漫幻想，或者说希望上层阶级能敞开怀抱接纳自己，那么在见证雇佣者的厌恶和拒斥态度之后便开始对已形成的自我身份认同产生怀疑并尝试重新定位，二者间的反差导致金基泽逐渐对雇佣者所在的阶层、生存环境、文化氛围产生排斥甚至仇视，为他最后的失控行为提供了合理依据。

影片的高潮发生在多蕙家的庭院，这个敞开的公共空间也成为不同社会阶层的汇集地，而生日派对的节日氛围为这个空间提供了别样的狂欢气息。雨夜争斗中文光的死亡成为这场血腥游戏的导火索，吴近世在雯光死亡的刺激下想要杀死忠淑为妻子报仇并将进入暗道的基宇打晕，在成功来到庭院后刺伤基婷，忠淑在与其搏斗的过程中将吴近世杀死，而朴多颂也因目睹吴近世的血迹斑斑后昏倒。面对自己女儿与雇主儿子生命垂危的局面时，金基泽还是选择将车钥匙给朴东易，也就是说他选择朴多颂的生命，这一抉择固然有雇主阶级地位的影响，但更多的是表达人性中的善。但朴东易对“气味”的厌恶之情却激怒了金基泽，盛怒之下的金基泽毫不犹豫地刺死了他。“社会阶级不是依据一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界定的，而是依据与那个地位具有‘正常’关系（即带有高度的统计学概率）的阶级习性界定的。”①，“气味”在这里作为彰显着朴东易上层阶级身份的符号而存在，对气味的强烈排斥隐喻着上层阶级对于底层阶级的拒绝和厌恶，阶级差异或隐或显的表征（如教育、姿态等）都在无形之中伤害着底层阶级的尊严，吞噬着他们的梦想。金基泽的愤怒与杀人行为可以看作对阶级差异以及阶级歧视的回应，在那一刻，社会规范与等级制度统统失去了约束力，处于被反抗意识压制的状态，最直接、最原始也最笨拙的杀戮方式中蕴含着底层阶级的原生强力。对底层阶级间不断争夺的漫长铺垫后，长达两个小时的影片在结尾处终于呈现出底层阶级与上层阶级的正面对抗，彰显着底层群体的抗争与不甘。但故

事最后的结局里金基泽进入地下暗室，重新成为“寄生虫”寻找着新的“宿主”，这也彰显着底层阶级抗争行为的短暂性以及阶级置换和流动过程中的艰难。

从基宇一家的进入、争夺到抗争，豪华舒适的住宅空间成为阶级流动过程的生产者与见证者。“流浪汉们对美好人生没有其他任何图景。他们没有可供选择的乌托邦，没有他们自己的政治议事日程。他们唯一所求的就是被允许成为旅游者”②，对于底层阶级来说，上层阶级意味着丰厚的物质资源和享乐主义，他们所代表的知识、教育以及社会关系等资源对于底层群体来说是无效的。正是出于对上层阶级所代表的物质资源的渴求使底层阶级甘愿冒险，甚至用失范行为来换取进入上层空间的通行证。但对于上层群体来说“这些人是流浪者。他们是反射灿烂的旅游者太阳光和平静地沿着行星轨道运行的黑暗无常的卫星……流浪者是一心一意为旅游者服务的世界的废物。”③上层阶级对于底层阶级的排斥和抗拒源自底层阶级是其另一个自我。正是出于对自我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底层阶级的恐惧造成了上层阶级的厌恶态度，也不断加深着阶级间的巨大差异。但阶级差异又成为进入上层空间的底层阶级不断反抗和挑战的力量源泉。对于底层阶级来说，阶级置换的名额稀少而珍贵，阶级流动的过程漫长又凶险，社会正是在无止境的斗争中得以发展。

四、结语

住宅作为一种社会空间，不断进行着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住宅中不仅生发着居住者对于未来的期待与梦想、见证着贫富不断拉扯中的社会，而且生产着其社会中阶级群体间的复杂张力关系。但同时，这种张力关系使得阶级流动和社会发展成为可能。因此，空间是不断更新的主体，其中孕育着永恒的生命力量。

作者简介：

毛悦梅（1995—），女，汉族，山西晋中人，专职辅导员，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影视文学。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注释：

①[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136、137页。②③[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90-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