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学；教学方法；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6-0248-02
西方经济学最早是由亚当·斯密在1776 年提出的《国富论》为标志产生的，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如何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无限的生产中去，满足人们的需要，揭示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普遍规律。在现代教学中，西方经济学一直被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而且也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为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好专业基础课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西方经济学很多理论以及模型需要通过大量的图形和数据来展现的，加之由于学生刚一走进校门就要接触一门理论性这么强的课程，不仅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有难度，学生消化起来也比较难，因此改进教学方法势在必行。
一、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主要矛盾
1.涉及到的理论较多，学生难以消化。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方面。其中微观经济学涉及到的内容主要有消费者与生产者行为、市场结构划分与市场失灵等方面，而宏观经济学涉及到的内容主要有经济增长方面、失业与通货膨胀以及政府的宏观经济方面等，所涉及到的理论非常多，理解起来难度较大。另外从高校课程安排方面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是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所以一般都是在大一第一学期开设该课程的，大部分学生由于刚刚从高中进入大学，之前没有接触过相关课程，对所学的专业了解不多，所以对于西方经济学这样一门理论性极强的课程，在学习上会有一定的难度。另外由于时间限制和其他专业课程安排的需要，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一般只开设一个或两个学期，高校教师为了完成教学目标和任务，常常需要赶进度，那么对于学生而言，学习时间不足，也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消化吸收，所以就造成了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学习的效果也不好的现状。
。西方经济学不仅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更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而目前中国高校采用教材大部分都是高校教师自主编写的，理论性较强，缺乏实践性，加上教材中含有大量的图表、模型以及数据，教师在分析起来常常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即使直观的告诉学生其中的意义，学生由于刚刚接触经济学加上实践经验欠缺，学生在接受起来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甚至不清楚该模型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学会了又有什么用。另外，由于西方经济学最早于欧洲，所以大部分教材所提及的案例主要是以国外发达国家的案例为主，而涉及到中国经济发展，政府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感觉与现实有偏差，不能全身心的投入。
3.教师教学方法比较落后，相对单一。目前，中国高校教师在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时的主要教学方法还是以“灌输式”的方式为主的传统教学方法，而学生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角色，所以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加之由于西方经济学涉及到的理论比较多以及学时的限制，所以往往出现了教师在课堂上重理论传授，给学生进行讨论和消化的时间就少了很多，与学生互动性不强，学生很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就造成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不强，另外由于是被动接受学习内容，所以学习的主观性不强，难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4.考核方式单一，缺乏灵活性。目前高校对西方经济学的考核主要方式还是采用试卷考核的方式，而试卷的内容主要以理论分析、简答、选择、填空、案例分析组成的，虽然在考核过程中采用闭卷考核的方式，但是由于考试内容的限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样的考核方式，对于那些死记硬背的学生来说，很容易取得很好的成绩，甚至有的同学只是在考试前两天背背书，就能顺利过关，根本掌握不了西方经济学的内涵，考试结束后很快就忘记了所学内容，对于其他专业而言，根本没有起到基础和引导作用。另外，对于那些平时认真听讲，善于思考和总结的学生来说，由于考核内容中涉及到的主观题较少，难以取得较高分值，对他们来说非常不公平，所以如果一直采用这种落后的考核方式，势必打击那些真正想学好经济学、善于思考和总结的学生们的积极性和兴趣。
二、改进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几点建议和措施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关键词：独立学院；经济学；教学教改
这里所讲的经济学基础课，主要是指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高校财经、管理类专业一般都开设了这些课程，为后续专业课打基础，但是关于教学中怎样开设和讲授这两门经济学基础课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尤其是在独立学院关于怎样开展经济学基础课教学，怎样提高经济学基础课的教学效果仍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笔者根据自己在独立学院多年的经济学基础课教学经历，结合独立学院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独立学院经济学基础课教学效果现状
。独立学院成立之初的教学和教学管理主要依靠举办院校，教师也是由举办院校派出，在教学模式上就与母体学校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然而，独立学院的学生是较为特殊的群体，有不同于母体高校大学生的特点，由此导致了独立学院的教学效果不理想。
经济学基础课在独立学院教学中除了存在与普通高等院校相同的“老师难教、学生难学”等问题之外，不相适应的教学模式导致了独立学院经济学基础课教学的误区。
（一）教学定位不明确
有的独立学院要么不开设经济学基础课，要么就以专业课的形式开设。例如对物流专业，不开设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而是让学生直接接触市场营销、供应链管理等课程，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觉很吃力。因为当他们在学习市场营销时对其所涉及到的市场、供给与需求等概念是陌生的，或不是全面了解的；在学习供应链管理时对相关的生产、成本理论也是不解的。又如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微观与西方经济学宏观均安排一个学期的时间学习，并要求对经济学基础理论进行详细的讲解，这样，学生会感觉到枯燥、难懂。
（二）教学内容的选择把握不准
这一点主要表现在教材的选用方面以及教学大纲的安排方面。独立学院的教材建设远远落后于其规模发展，如今大多数独立学院的教材都是选用“一本”、“二本”院校的教材，这就有悖于独立学院培养目标的要求及其生源的特点。“一本”、“二本”院校的教材层次过高，内容过深，理论性过强，容易造成学生过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丧失信心，不适合独立学院的学生使用，同时也导致任课老师在因材施教、教什么内容、用什么方法等问题上陷入困境。这对培养有―技之长的应用型人才是不利的，所以，“一本”、“二本”院校的教材是不适用于“三本”的课堂教学的。
（三）教学方式不当
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最常采用的方式是课堂讲授式，教师按部就班地讲授概念与数学模型，学生从头到尾地记笔记，教师、学生都缺乏与社会的沟通与交流，教师授课针对性不强，学生学习时感到很茫然，认为经济学空洞乏味。
另外，独立学院主要依附母体院校的师资力量，这些教师多年来形成了“一本”、“二本”的教学定势，惯于遵照研究型大学或教学与科研并重型高校的培养目标进行教学，相当一部分教师未能从公立高校的教师角色和教育方式中转换过来，根据独立学院“三本”的生源特点进行有效的教育教学工作。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把内容讲得过深，理论性太强，常常使独立学院的学生感到勉为其难。
二、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
（一）明确教学目的
从办学特色和办学定位上看，独立学院一般为应用型层次的教育机构，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既有必要基础理论，又有较强实践动手能力，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因此有必要开设为专业课打基础的经济学基础课，但是要好好把握这些课程的设置，体现“能力为主，需求为准，够用为度”的原则。
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目标必须与学生的专业培养目标一致，同时要对学生未来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为：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了解政府公共支出与收入职能、相关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税收制度和管理制度等，这就要求在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微观的基础上侧重于西方经济学宏观的学习。又如物流管理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为：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了解生产模式，成本分析；了解市场结构等，从而在学习中侧重西方经济学微观的教学。
在总体教学目标上，应体现多维度，使学生对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同时学会观察经济现象，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教材改革
教材是教学指导思想、培养目标、课程基本要求的具体体现，是课程建设的关键之一。虽然我国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在经济实践中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教材建设远远没有跟上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步伐。现行教材不能反映社会经济运行中的新问题、新现象，不能反映我国现实经济情况。特别是适合独立学院“三本”及专科层次的教材更显欠缺，由此独立学院应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统筹规划、选优编缺，加强教材建设。
（三）教学模式与方法改革
独立学院主要招收的是“三本”或专科学生，学生普遍存在这样的特点：思维敏捷、多才多艺、思想活跃，但自学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相对较弱。由此，我们不能以一种僵化的模式来教育学生，而应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培育学生。不管学生以前的发展如何，尊重学生并尊重学生的发展选择权，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因人制宜，因势利导，因材施教，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一，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融合，解决传统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经济学基础课程不在操作实践的课程范围之内，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仍然有实践教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比如，在教学中，针对较为简单的经济模型，可以给学生布置社会小调查的任务，撰写小论文或是调查报告，这样才能够让学生学习经济学原理更加透彻，使学生学以致用。这里所说的实践教学不仅是指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更多是贯穿于日常教学活动中的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训练，如情景模拟、案例分析、试验分析、课程设计等。构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必须为学生构筑一个合理的实践能力体系，并从整体上策划实践教学的每个环节。这种实践教学体系与理论教学平行，二者相互协调、相辅相成。通过实践环节的培养和训练，这不仅能培养学生扎实的基本技能与实践能力，而且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大有好处。
第二，综合案例分析，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宏观分析能力。经济学的精髓不是结论，而是一种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经济学深奥的理论配以晦涩的数理分析，经常使学生理解起来如水中望月，而案例教学恰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捷径。。目前，国内出版的各类经济学教材或专著中有许多非常经典的案例。但是，仅仅分析那些西方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这是因为学习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学生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案例的选择应注意典型性、贴近性、正面性和简洁性，切忌牵强附会、庸俗低调。案例的使用应和理论教学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不可喧宾夺主、有所偏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案例教学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切实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素质，增强其走向社会的实践能力和适应能力。
第三，调整考试方式和内容，合理评定学生成绩。传统的考试方法，造成了学生考前死记硬背、疲于应付的误区。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用经济理性思考问题，为后续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基础。我们要将以往单纯期末考试改为全方位、全过程的考核，根据不同专业的考核目标，在日常教学中贯穿作业、讨论、论文、笔试等灵活多样、易于操作的考评方式，加大日常考试所占比例，督促学生的日常学习。期末试卷应通过标准化试题库命制，确保题型丰富、题量适中，以考查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应用为重点，避免过多的再现性概念题目。
参考文献：
1、侯英梅.独立学院教学改革初探[J].科学之友,2008(2).
2、常国山.《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凯里学院学报,2007(8).
一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共同点是以物质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及相关活动为主要对象,因而被称之为物质的经济学。[1]在传统经济学中,信息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经济成本。同样,厂商、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等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处理能力,所以经济行为者的选择是确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经济学之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行为者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与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信息经济学正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蒂格勒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而信息搜寻是需要成本的。。继斯蒂格勒之后,着名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不确定性存在情况下的经济学。在他看来,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阿罗十分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经济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描述,用“信息结构”一词来描述经济决策利用信息的复杂分布及其与决策的对应关系,等等。搜寻理论后来经过萨洛普(S·Sulop)、截维德和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统地发展,成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众多着名经济学家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分析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诸如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对策理论、非对称信息概念以及价格分散理论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领域。
。1962年,弗里兹·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1977年,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经济学者将信息要素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使宏观信息经济学获得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生产函数理论,试图说明经济发展取决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力数量。但是,过去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发达国家增加投资快于增加人数,投资收益并没有递减。针对这种现象,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力,而应该是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识构成生产要素之一,它像资本那样必须以放弃当前消费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教育)滞后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国家必须像对待基础设施投资那样对知识及传播知识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由于知识投资长期效用的干预,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良性循环趋势,即投资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而知识生产与传播获得的效用又促进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期提高某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个结论正是传统理论所否定的。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已经不在于资本与设备,而在于知识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正在由资本依附转向资本与信息的双重依附。
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论。他们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对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此后3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的对策理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经济学家于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学的麦克尔·斯澎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三位经济学家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时也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3]一种主张是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市场不确定性角度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另一种主张是按照信息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这一主张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也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为信息经济学“三分法”,即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产业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对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产业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较好地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体系相衔接,不仅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论体系与内容,而且还能较好地构筑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体系。在这一思路下,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构成理论信息经济学,而信息产业经济学则构成应用信息经济学。
思路二为信息经济学“二分法”,即按
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与此相适应,将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信息经济学,而把宏观信息经济学作为应用信息经济学。根据这一思路构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将思路一中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归到一块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将厂商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这一思路的主张者认为,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区分,并且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在信息经济学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4]比如委托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委托—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起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为基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资产重组、企业破产与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这个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共同遵守和不断创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信息经济学较为深刻地探讨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经济行为的两个主要现象,即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生产者面临着消费者的大量的、复杂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消费者也同样面临着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选择和生产者转移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应的选择与对策。
一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共同点是以物质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及相关活动为主要对象，因而被称之为物质的经济学。[1]在传统经济学中，信息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经济成本。同样，厂商、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等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处理能力，所以经济行为者的选择是确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经济学之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行为者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与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信息经济学正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蒂格勒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而信息搜寻是需要成本的。。继斯蒂格勒之后，著名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不确定性存在情况下的经济学。在他看来，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阿罗十分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经济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描述，用“信息结构”一词来描述经济决策利用信息的复杂分布及其与决策的对应关系，等等。搜寻理论后来经过萨洛普(S·Sulop)、截维德和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统地发展，成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众多著名经济学家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分析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诸如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对策理论、非对称信息概念以及价格分散理论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领域。
。1962年，弗里兹·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1977年，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经济学者将信息要素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使宏观信息经济学获得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生产函数理论，试图说明经济发展取决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力数量。但是，过去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发达国家增加投资快于增加人数，投资收益并没有递减。针对这种现象，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力，而应该是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识构成生产要素之一，它像资本那样必须以放弃当前消费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教育）滞后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国家必须像对待基础设施投资那样对知识及传播知识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由于知识投资长期效用的干预，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良性循环趋势，即投资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而知识生产与传播获得的效用又促进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期提高某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个结论正是传统理论所否定的。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已经不在于资本与设备，而在于知识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正在由资本依附转向资本与信息的双重依附。
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asymmetric information)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论。他们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对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此后3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的对策理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经济学家于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学的麦克尔·斯澎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三位经济学家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时也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3]一种主张是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市场不确定性角度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另一种主张是按照信息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这一主张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也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为信息经济学“三分法”，即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产业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对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产业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较好地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体系相衔接，不仅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论体系与内容，而且还能较好地构筑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体系。在这一思路下，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构成理论信息经济学，而信息产业经济学则构成应用信息经济学。
思路二为信息经济学“二分法”，即按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与此相适应，将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信息经济学，而把宏观信息经济学作为应用信息经济学。根据这一思路构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将思路一中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归到一块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将厂商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这一思路的主张者认为，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区分，并且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在信息经济学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4]比如委托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委托—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起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为基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资产重组、企业破产与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这个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共同遵守和不断创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信息经济学较为深刻地探讨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经济行为的两个主要现象，即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生产者面临着消费者的大量的、复杂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消费者也同样面临着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选择和生产者转移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应的选择与对策。
。
最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我们研究现实经济社会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实事求是地讲，信息经济学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信息经济学所使用的方法为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思想方法。比如信息经济学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理论和对策论，把现代决策理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决策分析之中，使得经济分析不断贴近现实经济生活。实际上，在我国目前经济理论界的经济分析中，很多学者都引入了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相信随着信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分析方法将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领域的应用中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 马费成等：《信息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2] 王则可：《对付欺诈的学问——信息经济学平话》，中信出版社，2001年。
关键词:制度 产权 会计研究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尽量避免改革过程中的冲突和摩擦,使改革成本最小化,离不开对存量利益的调整,以及对增量利益的实现作出恰当的反映,会计学以其货币计量性、综合性、真实性等特征对引导资源的流动和配置有着独特的优势,而相关制度理论对我国的过渡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同时,改革开放的实践即为我国的会计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又为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以中国改革为剖析面,将制度理论融入到会计学之中,来确定会计学改革的落脚点,开辟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转轨时期会计的实践相结合的新途径。
一、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概述及其在转型期中国的适用性
制度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它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考虑到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而且尽管从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中提炼出来,尽管因含有西方人的价值观和文化(甚至意识形态),制度经济学仍具有一般性。当今中国正处于制度变迁的转型时期,制度经济理论有助于分析我国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一)、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概述
从发展阶段上可划分为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代表为凡勃伦和康芒斯。。康芒斯将制度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集体行为所要求的是个人的实行、避免和克制”。而“制度”也就表现为这些能够对个体行动进行集体控制“业务规则”和“运行中的机构”。显然,康芒斯不仅将”规则”而且也将”组织”包括在制度范畴中了。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约翰K加尔布雷恩、罗纳德H科斯、道格拉斯C诺思和瑞典经济学家卡尔G缪尔达尔。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其主要理论包括:企业理论,制度起源和变迁理论,产权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费用和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交易费用是指制度运行耗费的价值。在市场经济的现实运行中交易费用总是大于零的,因此产权的界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产权是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和使用的权利。人们之所以要界定产权,目的就是要降低交易费用。产权的界定就是制度。制度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使外部性内在化,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二)、制度经济理论在转型期中国的适用性
制度经济学尽管产生于西方,但其方法和原理更适合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尤其适合于新旧体制转轨的国家。
一方面,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理论对中国的具体问题和过渡问题有着很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制度变迁理论运用交易费用分析法和相对价格分析法,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原因和过程,使人们容易将它运用到中国目前的制度变迁的现实中去;公共选择理论的特征是在强调人与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前提下,认为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是由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冲突的解决过程和方式决定的,这一理论特征很适合用来分析中国的过渡过程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将是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最好的沃土,其原因:第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需要自己的制度经济学,有需求必然有供给;第二、中国经济学家们深厚的”功底”有利于发展制度经济学;第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化以及源远流长的历史,有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制度经济学。
二、制度经济理论在会计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20世纪90 年代初以来的会计改革,在转型期间产生了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做出解释,而通过传统的会计理论难以得到满意的结论,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研究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制度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般理论及转型规律为会计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它广泛运用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使得这一分析更具解释力和说服力。下面介绍制度经济理论与会计研究结合具体运用的几个方面。
(一)、会计改革: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及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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