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提：公理化思想
相对合理主义并不意味着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它确认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些跨区域文化的、基于人类共同的生存条件和基本需要、反映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准则。社会共同体的规制也存在反映共同和要求的普遍性方法。因此，相对合理主义的理论前提是承认具有公理性和普适性的基本准则。就本文讨论的而言，下列要求具有公理性和普适性：在司法功用方面，司法成为社会主义的体现，成为社会关系有效的调节器和平衡器，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等；在司法建设方面，在合理社会监督下的司法独立，司法内部的非行政化自治，崇高而高明的法官等；在司法程序方面，程序正当化，法官中立以及利益规避，诉讼公开，诉讼平等，诉讼的参与性，诉讼的及时终结性等等。
对于司法制度基本准则的普适性质，近年来已形成相当的国际共识。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以来的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件到与此相关的关于司法活动的一系列准则，如司法机关独立的、执法人员行为守则、检察官作用的准则、律师作用的准则、少年司法最低限度司法标准规则等国际法文件，其基本表明了不同社会在司法制度的基本构架和操作上的共通性；这方面的实际运作状况表明，对公理性准则的尊重已成为普遍的趋势，例如刑事诉讼国际标准的提出和普遍认可（注：参见岳礼玲、陈瑞华《刑事程序公正的国际标准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樊崇义《论联合国公正审判标准与我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革》，《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民事诉讼领域中以国际化、宪法化、社会化为特征的改革趋向等等（注：mauro cappelletti：“fundamental guarantees of the parties in civil litigation：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nternational，and social trends”，25 standford law review 651，copyright（c）1993.）。
普遍准则的提出和确立是近性主义旗帜下制度合理化，即诉讼合理主义的产物，同时它又与超越任何实证法的法思想有关。这里所说的合理包括价值合理与技术合理两个方面。价值合理是指承认基于人类基本生活条件和基本需要的目的性要求，它与自然法思想相接；技术合理，根据m.葛兰特的说法，是指采取有效手段达到既定目的的合理，它与实证法中制度与程序的技术性设置相关。普遍准则直接反映人类在社会规制方面的价值合理性要求，如任何人不受非法的逮捕和审判，不受酷刑和其他非人道待遇；同时也反映基于普遍经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技术合理性规则，如司法独立（目的是保证审判公正，从而有效保护应当保护的社会利益）。
然而，公理性原则（注：法律原则有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之分。参见孙笑侠《基本原则与行政法》，载《法治》第2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孙教授在文中引用了苏联法学家雅维茨在其《法的一般理论-和社会》一书中的一段话：“在由法律实践所了的非常重要的公理具有特殊意义并扩展到整个法律工作的领域时，它们也应该包括到这些原则之中。特别是关于任何人都不能做他自己案件中的法官和任何人都不应由同一个犯罪而两次受审的主张，就属于这种公理。这些公理的明显性和无可否认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不需要特别的法律说明，或者，严格地说是同样的，它们是对其他原则的详述。”）的普适性是相对的。它只意味着原则的普适性而非具体规范的普适性。这是因为：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基本上只有在将移植法和固有法作为两种操作规范体系的意义上是有价值的，而从前述具有公理性、普适性的基本法律准则看，强调移植法和固有法的区别则缺乏意义，甚至容易误导。）。本文中所称法律多元，首先是一种法律价值观的多元，即不同社会的人们对于不同法律价值的意义认识不同，进而由不同的价值等次排列形成不同的价值体系。例如，同为西方社会，英、美与德、法的法律价值观就有区别。一位美国学者曾在比较法国与美国刑事司法制度时指出：“人们认为，在法国，经授权的政府干预个人生活的情况，比在美国广泛而深入。……这是因为法国由于和经验的缘故更担心犯罪，因而为了获得更多的保护他们宁愿给予政府当局以较大的权力。美国人，至少到目前为止，因为非常害怕政府干预而不愿赋予政府官员以控制个人生活的广泛权力。”（注：〔美〕乔治·w·皮尤：《美国与法国刑事司法制度之比较》，《法学译丛》1986年第4期。）而东西方社会之间，由于所谓团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认同差异，反映在制度上的差别就更为明显（注：法国学者j·埃斯卡拉在考察中国的社会与法制之后得出结论：东西方文化的对比性在法律领域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笔者也曾就中美两国刑事司法的价值观和手段体系（刑事司法制度）作过比较（参见《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1期）。可以说当时的对比性更为明显，近年来，尤其是通过刑诉法的修改，情况有所变化，但价值观与手段体系的差别仍然是十分明显的。）。在对普遍原则的适用上，不同的价值观念可能导致在承认一般原则的时候强调某些原则而淡泊另一些原则，同时也可能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实施方式。例如无罪推定，不同国家重视的程度可能不同，而且在不同国家具体的表述和贯彻的方式也可能不同（注：例如强势的表述为：任何人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都应推定为无罪；弱势的表述为：任何人在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不得认定为有罪。此外无罪推定原则所含控方举证责任、被告诉讼待遇等具体内容也有区别。）。其次，法律的多元意味着方法的多元。就司法制度的设置和运行而言，方法多元意味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共同体在同一目标之下可能采用不同的司法方式。例如，有的社会在司法上可能比较适应直截了当地对簿公堂，凭法律和事实“硬性”解决的方式；而另一些社会，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视人情的社会，其司法总难以保持高度的对抗性。
第二，作为基本准则，应当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弹性的指导规范。也就是说，作为基本准则，即使有时被称为“最低限度”标准，也仍然具有执行的上限和下限。只要不背离其质的规定，在化为具体规则时，可以采取不同的样式。例如司法独立，从质的规定上看，必然排斥任何其他社会力量对司法活动的干涉与强制，但合理的社会监督却不可避免（如平民介入审判、舆论评价审判、任免程序间接审判等）。当然，独立与受制的比例与性质，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体制下有较大的区别。又如，根据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即避免二次危险的人道主义原则，如果一个人经刑事起诉被判定无罪又因同一罪行再次被起诉和审判，即使是因为发现新的有罪证据，也被普遍认为是违背这一公理性原则的。然而，当一审法院判决无罪后，控诉方能否上诉（抗诉）从而引起可能恶化被告处遇的二次审判程序，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认识：有的认为这是“二次危险”，有的则认为这是未完结的第一次程序的继续（注：大致上是英美等强调权利保护的国家持二次论，法德等职权主义国家持继续论。但不尽燃，如英国一些学者也建议赋予控方上诉权，控方上诉后可以加刑。参见j.r.斯宾塞《我们需要起诉人对判决的上诉吗？。）。国际社会似乎并未将“继续论”视为违背基本准则，也未强求两种认识或做法的统一。
上述两个原因，即法律多元和公理的包容性，使得普适性原则为适应不同社会时势会演化为具有不同特征的规范体系。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一方面，我们不能削足适履，不顾本土状况而完全根据某类西方国家的模型来塑造中国的法治；另一方面，承认法律多元并不能否定公理的一元性，承认基本原则的包容性和弹性并不能否认其质的规定性。多元性和包容性不应当用来作为某些不合理（指在公理意义上不合理但可能具有现实的、暂时的“合理性”）现象存在的理由。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国家、政治、文化建设的全面推进，我们对法律原则公理性和普适性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我国对国际法律和司法准则的正式确认可为其标准：迄至1998年底，我国已参加17个国际人权公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10月我国政府宣布加入《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国际公约》。对法律公理性和普适性的承认，使我们承担了一种道义上和法律上的义务，即在本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在充分注意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应以公理性法律原则为立法和司法的前提和长期目标，通过切实推进司法改革，使立法与司法同普遍的法律准则逐步一致起来。
二、理论出发点：条件论
一、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及特点
恢复性司法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巴内特所提出的,而世界上第一个恢复性司法案例发生在1974年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据估计,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共出现了5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北美的恢复性司法计划也达300多个,世界范围内的恢复性司法则达1 000多个。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与传统形式司法制度完全不同的新型纠纷解决方式,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被害人地位突出,一改传统司法模式中被害人的证人角色,而成为整个恢复性司法过程的主角。但是,这并不是说恢复性司法背离了司法的内在价值目标。从价值目标而言,恢复性司法和传统司法模式是统一的,否则这一刑事司法模式就不能冠以司法的名义。同时,恢复性司法由于其自身所特有理念,使得真正意义上实现这一目标成为可能。
二、恢复性司法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的价值
恢复性司法的合理内核是被害人的谅解,因而恢复性司法中被害人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
(一)彰显被害人的主体地位
在恢复性司法中,犯罪首先被认为是对被害人个人利益的侵犯而不是宽泛的社会关系。因此程序上为犯罪人和被害人双方提供了直接相互交流与和解的机会,使犯罪人较为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痛苦,为被害人宽容犯罪人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二)尊重了被害人的权利及需要
在所有刑事案件中,大多数被害人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到了包括肌体、财产以及精神等方面的损害,因此,他们迫切要求在之后的纠纷解决途径中实现相关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并希望尽可能满足各种需要。适用恢复性司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对犯罪行为中被害人权利及需要的考虑,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法律中明文规定:从犯罪人那里获得补偿或赔偿是被害人应有的权利。
(三)避免被害人二次被害
在传统报应型司法中。尽管被害人也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和一定的时间内通过法庭上控诉,宣泄积压已久的愤怒情感,但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很容易遭受二次被害。有些被告人把自己被判决有罪并获刑归咎于被害人,在刑满释放后还去找被害人报仇,使被害人遭受二次被害。另外,恢复性司法运作大大节约了司法成本,加快案件分流,实现诉讼效率的提高。
三、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实现
作为一项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刑事司法革新运动,近几年来,在我国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进行判案的个例。而正在探索中的“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平和司法”等实践,无疑都呈现了“恢复性司法”的典型特征。
(一)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的基本思路
笔者认为恢复性司法庞大繁杂的理论体系并不适用全部拿来主义,应该选择其中可资借鉴的来用,关键是理念的引进,我国目前在实体法与程序法上对恢复性司法没有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刑法第37条、刑事诉讼法的酌定不等条文还是提供了一种尝试的可能。现在国内很多省市都已经开展了恢复性司法相关项目的实践,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其实是将传统刑事司法制度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相结合的典范。
(二)我国实行恢复性司法的基本原则
国内外恢复性司法项目繁多,方式多样,确定恢复性司法的基本原则,有助于积极开展恢复性司法的探索与实践,不至于让恢复性司法在实用主义的道路上偏离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之内在核心。
1.范围规范适用原则,由于恢复性司法是一种替代性的司法形式,其范围的界定应当得到严格的控制,在我国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可以从案件范围、对象范围和特殊情节范围三方面来确定。案件范围:从国外恢复性司法实际操作情况来看,恢复性司法主要运用于轻微的犯罪案件。在我国实行恢复性司法制度也应该主要应用于犯罪危害结果比较轻微的过失类犯罪。如交通肇事罪、过失伤害等,因为没有明显的主观恶性,犯罪人容易得到受害方的谅解,此类犯罪可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
对象范围:未成年人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从轻处罚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总的趋势。由于未成年人价值观还处于形成阶段,具有较强的可矫治性,对未成年人犯罪可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
特殊情节范围:其他一些具有特殊情节的犯罪也可考虑适用恢复性司法,如初犯、偶犯、激情犯、家庭暴力受害者针对施暴者实施的犯罪,其他如除恶扬善、大义灭亲型犯罪,帮助他人实施安乐死的犯罪等。
2.坚持自愿性原则。自愿性原则是实行恢复性司法的基础,这就要求各方都必须自愿地参加恢复性程序,不能强迫或诱使受害人或犯罪人参加。如果任何一方不同意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均不可启动恢复性司法程序。自愿原则还表现在受害人和罪犯在恢复性程序进行中可以随时终止该程序。无论恢复性程序进行到哪一阶段,当事人都有权终止该程序,这一要求无形中成了自愿原则的保障。
3.第三方介入性原则。这里的第三方是指受害人与罪犯之间的调解方。在司法机关界定案件适用于恢复性司法程序后,可委派指定的调解人员进行调解。不言而喻,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理想的选择。因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在我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各地基层普遍都设立了人民调解组织,并且拥有国家的各种资源支持,广大人民调解员长期从事调解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从美国伊利诺斯州制定的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法起，少年司法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免今已冇百余年的历史。在这百余年历史中世界各国根据n己本国的国情建立各h模式少年司法制度。少年司法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司法制度。由于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与社会制度的不同，所以很难给现代少年司法制度一个统一的定义。
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少年司法制度就是规定少年不良行为和保护处分以及对少年违法行为所进行的刑亊诉讼及其教育改造方法的总称。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少年司法制度是指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教育与保护青少年健康成以及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有关少年犯罪案件制度。
第三种观点认为，少年司法制度就是以少年生理、心理特征为依据规定的，以少年犯罪为主的少年案件的审理、处置和矫治的法律制度的总称。
第四种观点认为，狭义的少年司法制度概念是指处理少年案件的侦杏、起诉、审判、惩罚与矫正的法律制度。。
上述四种观点是学术观点中比较主要的观点。根据国内外学者对少年司法制度卜的定义，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是指从预防与保护少年为目的，以少年生理、心串.特征为依据，在市理、处理与矫治少年违法犯罪案件上区别与普通司法制度的特殊司法制度。笔者认为，对少年法制度从广义角度考虑比较适应目前国际上对少年司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
二、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
少年司法制度理论是少年司法活动的指导思想、原则，它贯穿整个少年司法制度中。无论在侦杏、起诉、审理、处罚少年案件，还是在矫治犯罪少年的司法实践过程中，或者在保护少年权益的案件里、或者在少年立法中都应遵循这些理念。
(一)国家是少年儿童的最高监护人
少年司法制度产生于19世纪，发展于20世纪。综观世界各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就会发现由于各国社会制度、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所以各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模式也不尽相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日趋扩大，各国少年立法、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论也随之而发展和逐渐完善。
。该学说强调国家和政府应对全体的少年儿童承担起保护与教育的职责。所谓的“国王亲权”学说是指父母只是一家之主，而国王则是一国之君，他是他的国家和全体臣民的家长。因此，他有责任也有权利保护他的臣民，特别是要保护那些没有能力照管自己及其财产的儿童。这是当时英国法庭大法官管辖的重要内容之一，为那些没有能力照管自己及财产的未成年人的贵族聘请监护人，以便对少年贵族及其财产予以监护，在公元12、13世纪以后，英国监护法部分地继承由罗马法发展而来的“国王亲权”学说。在15世纪该学说逐渐演变成英国衡平法中关于“国家是少年儿童最高监护人，而不是惩办官吏”的法律理论。依据该理论，国家在家长虐待或遗弃孩子时，有权依据法律处罚家长，剥夺家长对孩子的照管权。在少年司法中就是依据这个理论建立少年监护制度，强化国家对少年儿童监护和保护职责。
美国在建立少年司法制度时继承了英国监护人制度的理念,基于国家是少年儿童最高监护人理论，需要将监护权委托给父母及家庭进行护理与照管。从社会和国家利益考虑，少年儿童不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因此，家长只是依据国家委托履行自己义务。如果监护人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监护权，国家有权收回监护权自行处理。这一理论的建立，从法律制度上确立未成年人的地位。
(二)儿童不能预谋犯罪
。。因此，在各国的刑法或少年刑法中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都基于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状况做出了特殊的规定。。美国伊利诺斯州少年法庭法中规定，少年实施与成年人同样的犯罪行为，但在审理上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的审理方式，如圆桌会议或者商谈会议、讯问口气比较温和;在处置上也区别于成年人，如对少年的处罚要从轻、减轻。总之该理论精神在世界各国的少年立法之中均有所体现。
(三)突出以教育、感化为主的教育刑
随着对犯罪原因的分析研究的科学化的深入发展，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兴起，主张对待犯罪人应排斥传统的报应主义，从预防犯罪人角度把报应论演变成为社会预防理论，强调对待犯罪人的刑罚处罚不再是报应而是注重对犯罪人的教育与感化，其目的在于预防犯罪人再犯。实证学派的兴起，使许多学者从各种不同学科角度对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进行研究，并在处罚少年犯方面提出各种矫治措施，如心理矫治、社会矫正。但是无任采取什么措施都重在教育、感化，从有利于少年犯回归社会考虑对其进行洵罚个别化处遇，以利于其再社会化教育。
上述三点是当代少年司法制度中主要基本理念，在对少年权益保护案件与少年犯罪刑事案件侦査、起诉、审理、处罚与矫治全过程司法机构都以这些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建立一套适合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三、少年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
(一)双向保护原则
双向保护原则是少年刑事司法中的重要原则。少年司法是普通刑事司法的组成部分，其重要的职能就是保护社会和保护少年。因此，少年司法机制在运转过程中既要顾及社会保护、社会防卫，又要考虑到少年司法主体的特殊性，少年司法对少年权益保护的重要性。
在少年司法中，将保护少年与保护社会融合到一起，这是少年司法的重要课题。少年司法是从普通司法分离出来的一个部分。它即是普通司法组成一部分，又是独立的司法。因此，它具有普通司法的一般维护社会、保障社会利益的功能，但是又有保护其特殊主体的功能。保护社会与保护少年本是统一任务，但由于犯罪少年的犯罪行为直接侵害了社会利益，社会要保护自己，展开自卫，这种犯罪行为必然会遭到社会打击，所以保护社会与保护少年又成为发展中少年司法一对矛盾。[611985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联合国第七届预防犯罪大会通过的《北京规则》，将双向保护原则确立下来。其基本精神是少年司法应视为是在对所有少年实行社会正义的全面范围内的各国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应视为有助于保护青少年和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双向保护还要求会员国总的社会政策应努力促进少年福利、尽量减少司法干预，对触法少年给予有效、公平、合乎人道的待遇，既保护青少年成长，又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达到保护少年与保护社会的统一。
(二)刑罚个别化原则
刑罚个别化是指割据犯罪的具体情况适用刑罚。该原则要求司法人员尤其是法官要根据被告人个人的不同情况，因人而异、对症下药，选用最适合罪犯特点的刑罚，以期达到最好的刑罚效果。少年由于其生理与心理发育的特殊性，对少年犯的量刑应慎重，一般应针对少年的身心特点，促成他们犯罪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每个少年成长的生活环境是不尽相同，因此要从实际出发，全面地考虑各客观因素，如家庭、学校、社区环境等，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处遇方式，以求获得最佳效果。
(三)最大利益原则(儿童优先原则)
。根据公约第3条规定，最大利益原则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最大利益原则应作为处理儿童事务的准则;二是如何把握这个准则，为各国的国内法适用该条规定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最大利益标准的特点是纲领性、原则性和平衡性。最大利益标准在中国少年立法中具体体现是儿童优先原则。在中国儿童优先是处理儿童事务的准则，其基本含义是在处理儿童的事务时要优先考虑儿童利益。但是要真正做到最大利益就是要接受儿童也是一个主体的观念。承认儿童是权利主体，而且该主体利益比任何其他群体利益具有优先权。儿童优先原则与最大利益原则标准是有些区别的，尽管中国长期以来有尊老抚幼的传统，但也要尽快树立儿童是权利主体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与国际儿童公约中最大利益原则相一致。尽管少年司法制度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则，但笔者认为上述三项原则在少年司法中处于重要地位，所以不仅在少年审判中，还是在保护少年权益方面以及在少年立法和执行刑罚方面都处于重要位子。因此，笔者以为这三项原则是最重要原则。
四、中、徳.日少年司法制度比较与分析
从1984年上海长宁区少年法院建立第一个少年法庭起，宣告了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经过近20年的探索与发展，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在侦查、起诉、审判和处罚以及矫治少年犯罪刑事案件方面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少年司法制度。但是同国际少年司法领域中的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这套少年司法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因此借鉴与比较其他国家少年司法制度中的先进的做法，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少年司法制度。
德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早在1908年在科隆就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庭，从国际范围看，德国是建立少年司法制度较早的和比较健全的国家之一。日本是我国邻邦，也是大陆法系国家，其少年司法制度建立与发展都比较悠久。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日本政府对少年司法制度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使其少年司法体制进一步完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任从社会、经济、文化和法律各方面都需要学习与借鉴他国经验。吸取他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精华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所以通过比较、分析与研究将国外那些对我国有用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或有利于我国少年司法健康发展的精华部分来完善和健全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是很有必要。
(一)少年案件管辖范围
。少年与成年人共同实施的违法案件，如根据普通法律规定，成年人应由普通刑事法庭管辖(《德国少年法院法》第103条第1款第3项)。。德国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主要由其他法院管辖。如果是父母离婚案件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例如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问题，过去是由监护法院管辖。现在德国成立了家庭法院，所以这类案件由家庭法院负责。
2.日本少年法对少年案件的法院管辖权无任在对人的管辖，还是地域的管辖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三类少年不仅有犯罪少年、触法少年，还有具有不良品行可能犯罪的少年。另外，日本少年法规定，家庭裁判所还审理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涉及到成年人的少年案件。
3.在中国，少年法庭目前管辖的刑事案件主要是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案件。关于少年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不是由少年法庭管辖。少年法庭审理案件主要依据是我国现行的刑法第17条规定以及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39次会议通过《最高入民法院关f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少年法庭管辖的少年刑事案件是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案件。
4.少年法庭受理的案件范围实际上反映了少年司法制度的管辖范围，象日本的少年司法制度实际是一种大司法概念，相反中国和德国少年司法管辖的范围较狭窄，不管从人的管辖(从年龄上看)或者从地域的管辖(案件范围)基本上少年司法还未从传统的刑法的影子下走出来。笔者认为，日本少年司法制度管辖的范围与德国和中国相比较为广泛。。尤其是对未成年人权益被侵害事件，从预防犯罪角度考虑提前采取保护措施。日本少年司法机关所以这样做，主要出十对未成年人的全方位的保护，达到预防犯罪目的。当然，德国把未成年人权益侵害的案件交给少年福利局处理，而不是由少年法庭来受理，其目的将这类案件在处理上有别于少年犯罪案件。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德国少年司法制度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狭义的审判制度。他们将少年权益保护制度，如监护人制度、儿童福利制度放到民法、社会保障法等其他法律制度中，或者制定单行法律来规范，例如，在公共场所少年保护法等。德国司法部门这样做，虽然与日本有所区别，但是N样达到对少年保护的目的。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吸取这两国中的适合中国国情部分完善我国少年司法体系，真正目标是预防少年犯罪。
(二)少年司法组织机构与司法工作人员
1.德国，少年司法机构主要有警察、少年福利局、检察院、少年法院和少年监狱组织机构。德国各州、地区的警察局都分别设置了专职承办少年案件，负责侦查的警察人员。在检察院也冇专门负责进行侦查警察移送少年案件检察人员。根据德国少年法院法规定，少年法院组织冇3种：(1)少年法庭。设1名少年法官，负责处理轻微少年案件(2)少年刑事合议庭，有1名少年专职法官，2名陪审员，其中1名为女性;(3)少年刑事法庭。有3名专职法官和2名陪审员组成，其中1名法官任审判长，主要审理严重的刑事案件。该法庭设在地区法院，具有上诉审法院的职能。。德国对少年法官和少年检察官的聘任也是有特殊的要求。德国少年福利局是一个保护、帮助失足少年的福利机构。它是一个处理少年福利事物的执法机构，有权参与少年刑审案件的审理。在诉讼中，该组织工作人员承担少年法官诉讼助理，为法庭提供少年犯罪的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的背景资料，最后向法官提出对犯罪少年的处理意见。
2.日本少年司法机构主要有警察、检察厅、家庭裁判所、少年鉴别所、少年监狱以及自愿者参与更生保护组织。在日本警察署设有专门少年案件的承办人，专门处理少年诉讼案件。检察厅对锷察移送的少年案件进行侦查。日本家庭裁判所是少年司法工作的重要机构，设有3个庭，即少年庭、家庭庭和交通庭。。。该机构主要帮助家庭裁判所审理少年案件，负责进行调查执行保护处分，N时也接受一般家庭、学校的委托进行鉴定，以便及早发现和教育问题少年，预防其犯罪。口本少年院是收容由家庭裁判所做出保护处分少年的矫正机构。少年监狱是判处少年刑的少年刑罚执行场所。
3.中国少年司法机构主要有公安、检察院、少年法庭、未成年人管教所、社会帮教机构。在中国目前除法院有专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少年庭外，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还未有专门人承担少年案件，即没有少年警察和少年检察官。虽然我们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做出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未做到真正落实。在中国由公安机关负责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的侦查。检察院负责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审杏起诉。目前，全国少年刑事案件基本在少年法庭审理。大多数法院有专门少年法官。
目前中国少年审判法庭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类：一是专门的少年刑事法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二是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即由专人组成的合议庭，审理少年刑事犯罪案件;三是少年案件综合审判庭，即审理少年违法案件，还受理侵害少年合法权益的民事、经济纠纷、行政案件。
根据监狱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的刑事执行在未成年人管教所。对年满18周岁，余刑不超过2年的青年犯仍可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7条规定，对年满16周岁而不予刑事处罚未成年人、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被判处非监禁刑罚、被判处宣告缓刑、假释的未成年人应当采取有效的帮教措施。
从德、日和中国三国少年司法机构设施及其人员比较，可以看出德国与日本少年司法机构不仅专业性很强，各部门之间关系协调，而且工作人员素质很好。尤其是日本少年司法机构设罝叱较合理。中国少年司法机构还处在发展之中。面对少年法庭要不要发展成为综合审判庭一直冇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综合审判庭受案范围的知道思想是要对少年实行全面司法保护，以提下国家对少年的特殊保护的宪法原则。这样做，既能教育挽救犯罪少年，冇能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对综合少年审判庭的建立与发展，要慎重，因为少年审判制度是刑事性的，是为预防、审理少年违法犯罪案件，扩大管辖范围要注意。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建立综合型审判庭不符合中国审判制度，缺乏主客观条件。因此，要建立专门少年司法机构冇待于进一步完善，特别是专业人员素质还需进一步培训。虽然我国从事少年司法工作人员专业尜质迫切盂要加强，但是这些工作人员热心自己事业、责任性强。
(三)少年审判程序与处罚
1.德国少年犯罪行为被发现后，一般先向警察报告，也可向检察官或法官报告。然后绔察受理，并通知当地少年福利局，有少年法官助理开始对少年犯罪情况进行调査。调杏结果向检察官报告。如果需要可以请有关方面专家对少年身心进行检查。检察官接到报告和调査后，可视情况做出提起诉讼、撤除案件等处理的决定。德国检察官处理案件权限比较大。在下述情节下，可撤消少年案件：(1)已采取其他管教措施;(2)少年法庭同意少年先接受其他指令，如参加社会公益劳动、交付一定数额罚款给慈善机构以此来弥补自己造成损失。少年法庭在接到检察官提起诉讼申请书时，如果不同意，可将案件退回给检察官，也可采取非诉讼程序处理案件。少年案件如果提起诉讼，审理气氛也是很温和。法庭审理是不公开进行。
德国对少年处置措施是多元化，有非惩罚措施，目的在于改变少年的生活作风和生活环境。如指令、监管和教养。惩罚性措施包括警告、惩戒、拘留。少年刑是最严厉措施。对犯罪少年可判定期刑和不定期刑。少年刑期一般6个月到5年以内，最高刑期不超过10年。法官也可宣告缓刑，考验期由法官视情况而定，一般2年至3年。在考验期内法官可下达有关指令，并将少年置于缓刑官的监督之下。如果少年在缓刑期间表现好，刑期不再执行。根据少年法院法97条规定，如果法官确信，被判刑少年行为已无可非议，且已具备正派品行，少年法官可依据少年监护人或其他人的申请宣布消除前科，取消刑事污点。
日本家庭裁判所审理少年案件是以健康地培养少年为宗旨。。对少年处置措施有：(1)保护处分，即交付少年鉴别所保护观察;解送教养院或少年院或委托其他机构教养;(2)福利措施，即移送儿童商谈所。日本法律规定，对未满16岁的少年禁止刑罚。依据少年法规定可对少年判不定期刑，刑期最高为3年;如果刑期最高是5年以上，可缩短到5年，但最高刑不超过10年。少年犯在专门少年监狱执行。
3.中国对少年犯罪的案件有警察负责立案与侦查，检察院负责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少年法庭负责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审理。。在审理中和审理后都对未成年犯进行教育。如审理认为未成年人有罪，按照刑法有关规定判处刑罚，在量刑时应当从轻减轻，扩大缓刑适用。对于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或免予处罚的未成年犯，少年法庭协助公安机关和其他机构制定帮教措施。
对少年犯的刑事执行在未成年人管教所执行。近年来，未成年人管教所对监狱执行进行改革。刑事执行社会化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加强监狱与社会沟通，在执行中根据少年生理、心理的特征进行各种矫正措施。
比较德、日、中三国对少年犯罪行为审理程序和处置，可以看出德、日两国在少年法庭审理程序和处置方面比较灵活适合少年心理、生理的特征。处置的方法更注重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与感化。对未成年犯的矫治，重点是预防再犯的可能性。矫治的方法比较科学。我国少年法庭这几年一直在进行改革，在审理方面已有不少地方发生变化，如坚持审理中法律教育、少年法庭审理气氛温和、进行圆桌会议等。在对少年犯处罚上也进行不少尝试，如扩大缓刑、社区服务令、暂不起诉等。在对少年犯的矫治方面更加科学化，但是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五、完善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几点建议
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感到，世界各国都在根据本国的情况改革现有的少年司法制度，使少年更加处于整体社会的关爱之下健康成长。中国少年司法制度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这与我国社会发展分不开。尽管我国政府和司法机关非常重视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但是由于起步晚，许多地方还有待完善和建立。在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一)加快少年司法方面立法
通过对外国少年司法制度考察使我们感到，我国少年司法方面立法显得滞后。由于立法问题，在实践中出现司法超越立法非常规做法，如暂不起诉、社区矫正，目前这些措施在我国还未冇法律依据，影响实施的实际效果。所以要加强对实体法的修改，要制定适合少年的实体法。另外，通过近几年少年司法改革实践，有些成功方面可以通过法律形式巩固下来，并进一步地发展。再有，我们在少年立法上不仅要有相应的全国性的法律，还要有相应的配套法律。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制定必要的单行专门法规，如少年法院法或少年刑罚执行法。
(二)建立与完善少年司法配套体系
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笔者认为，为了加强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和刑罚执行机构要建立或完善相应少年司法机构，形成配套的少年司法体制。此外，要加强警察、检察官、少年法官的综合素质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有条件的少年机构，应制定人员轮流培训制度，这样做有利于司法人员知识结构更新，如德国就有这样的培训制度。
(三)采取多元化的措施
对犯罪少年处罚上从轻，重在教育与矫治，这是世界各国对犯罪少年的处理的原则。对少年犯的处遇区别于成年人，不仅表现在使用刑罚时要从轻减轻，而且更重要的是应该在处罚具体措施上与成年人有区别，所以应当在少年刑罚的种类上采取多元化的教育矫治措施，尤其是更多的规定保护措施。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用经验值得借鉴。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司法改革，我们应加强对刑罚结构改革，特别是少年刑罚改革，多使用非监禁刑，把监禁刑作为最后刑罚手段，扩大缓刑、假释比例适用范围，真正达到预防犯罪目的。
(四)加强对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制度研究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许多改革迫切需要司法理论指导，因此加强对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制度的研究非常重要。我们通过研究比较能够了解国外先进经验和理论以及司法实践，这对当前所进行的改革直接有指导意义。因此，要经常组织专家、学者研究一些司法改革中的热点题目、疑难题目，同时加强与国外学者间的学术交流，边学边改，真正建立起适合中国本土化的少年司法制度。
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是可幸的是，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在这方面比我国发展要早和快，我们可以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选择适合中国国情做法，完善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可是在学习和参照外国经验和做法时，一定要结合本土的情况进行探索。只冇这样才能建立属于中国的少年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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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临的价值判断：诉讼效益抑或未成年人权益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直接孕育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一开始就注重对犯罪的惩罚方面，针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设计理念始终是刑罚中心主义，刑事诉讼程序更多地追求诉讼效益。但是，纵观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确实在人权保障、庭审方式、权利救济等方面有巨大进步。面对未成年人这个特殊群体的犯罪，面对二元的价值诉求，司法机关该如何体现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如何凸现这些需要特殊保护的权利？是完全遵照传统刑事诉讼的指导理念推进程序运行，还是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进行适当突破？是否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诉讼权益就可以对法律规范的适用进行调整？。
二、必须正视的冲突：法律规范面临的适用难题
总体来看，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规定相对比较粗糙，可操作性不强，适用时除了面临一些内部程序上的检视与质疑外，还有诸多刑事司法体系外部的问题亟待解决。如果这“一内一外”两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造成规范与实践的冲突，并最终导致规范的虚置和适用无序。
（一）法律规范的局限性是冲突产生的根源
社会在不断发展，人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法律与事实、规范与实践之间的不和谐性是固有的，这是由法律规范的局限性决定的。即使是“新出炉”的法律规范也不能保证与当下的社会事实完全符合，也不能保证在实践中毫无障碍地适用，这种困境已经开始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中显现，必须通过后天的矫正和完善予以解困。
（二）相关制度未进行细致规定是产生冲突的直接诱因
1.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制度。。同时，法律对所附“条件”、考验期内未成年人的矫正方式及撤销后程序设计等方面都未加以细化，给制度适用带来困难。
2.情况调查制度。未成年人情况调查制度是刑事司法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一项新举措，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适用困境。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只是规定了调查主体和调查范围两方面的内容，而关于调查方式、手段、措施，调查启动的时间，调查人参与诉讼的方式、时间、诉讼地位、权利、义务等诸多重要问题均无明确规定。这一方面会使情况调查工作存在重复调查和相互推诿等情况，另一方面基于各个调查主体角色本能的不同，在调查内容方面可能各有侧重，造成调查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必将引讼各方相互质疑、争辩，使情况调查制度难以发挥其积极作用。
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该制度的出现基于“少年权益最大化”理念，但规范设计上的笼统必将给实践带来困惑：在侦查阶段遇到一时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年龄，或通过鉴定发现该犯罪嫌疑人年龄在18周岁上下的情形时，侦查机关是否应当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对于知道或应当知道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机关在讯问时未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的，取得的证据是否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可见，统一适用标准的缺失将可能出现“同案不同办”的现象，使该制度在实践中的效力大打折扣。
4.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该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的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操作细则，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涉及户籍、学籍、档案等多部门，操作起来比较复杂，犯罪记录封存难以一蹴而就；二是未成年人前科评价体系应当包括刑事、民事、行政甚至社会非规范性评价，但该制度中设有但书条款，授权有关单位依法查询，有可能造成犯罪记录的外泄，使该制度无法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获得实质效力。
（三）机构专门化的不同步将减弱规范的适用效果
为有效解决原有司法机构设置和工作模式制约未成年人工作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这两个司法解释中，在机构模式上都要求设置专门工作机构或工作小组，条件不具备的也应指定专人负责。虽然“两高”通过司法解释细化了机构专门化或人员专业化的规定，但从全国情况来看，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落实情况参差不齐，一些地区的法院至今没有单独设置少年刑事审判庭，公安、检察机关没有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机构。还有些地区虽然设立了机构但并无独立的工作地位，如目前有些地区检察机关的未检部门只有公诉权而没有审查逮捕权，不能独立地行使其专属工作职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机构建设步伐的不同步，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在侦查、批捕、审查、审判、羁押服刑和矫正帮教等阶段，不同参与方在工作理念、适用标准、执法方式上的差别很大，各部门各单位间缺乏统一规范的沟通平台，难以形成工作合力，直接影响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效果。
三、利益的权衡与选择：四大指导原则
如何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并保证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适用，在社会观念中得到认可，这是各级司法机关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一）严格依法原则
法律必须得到普遍的尊重和遵守，这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所谓严格依法原则，是指各级司法机关应当严格执行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这既是司法机关贯彻程序法定原则、落实程序制裁理念、确立刑事诉讼法权威的重要表现，也在根本上迎合了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特别程序单列为篇的根本动因。
（二）细化区分原则
实践证明，未成年人犯罪有其特殊性，承认这一点，就需要制定特殊的刑事司法制度，要有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对未成年人实行非刑化、轻刑化、非监禁化的司法保护，不仅可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保证法律对他们处理的公正合法性，同时也有助于对他们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因此，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引下，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有别于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如实行“宽严相济、以宽为先”的刑事政策、有限的定罪范围、不完全的刑事责任、减弱的刑罚制裁、刑罚为辅的干预手段以及专门化的处理机制和程序。
（三）适度扩张原则
适度扩张的对象专指未成年人的权益。无论是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还是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制度规定，均有一定可扩充的空间。例如，在未成年人出庭作证问题上，针对启动程序、出庭范围、询问方式、保证机制等方面并无具体的规定。笔者认为，可以由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基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需要，作适当的制度尝试。但要注意的是，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活动中权利的扩张及探索必须以严格依法原则为基础，在不损害法律规范权威的前提下进行。
（四）最佳效益原则
一般地讲，一定效益的产生或获得总是以一定成本的支出作为前提和代价，在规范与实践之间产生冲突时，有必要对各种选择进行成本权衡，选择最佳效益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原则，也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核心原则。；二是在未成年人利益与其他个体利益甚至局部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考虑未成年人生存、学习需要。如关于未成年人作证问题，既不能片面考虑未成年人利益而拒绝全部作证要求，也不能为实现一个具体案件的公平正义而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而应在两者间寻找平衡点，尽可能在保证未成年人不受伤害的情况下参与庭审质证（该原则已经在“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一般不通知其出庭作证”的司法解释中得到了体现）。
四、对接体系的构建：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之策
对法律规范的理解不应是对抗性的，而应该是合作性的；对法律规范的适用不应是擅断性的，而应该是合法性的。法律规范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两者之间的对接是运用法律解决社会冲突事务的必要途径。
（一）以司法解释为路径
相较于法律规范严格且需时日的过程性操作，我国司法解释具有灵活、务实、针对性强的特点，运用得当可以巧妙地化解规范与实践之间的冲突。例如，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出庭作证制度、前科消灭制度及情况调查制度的规定较为笼统，曾引来学界和实务界人士的热烈探讨。2012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针上述三项制度在实践中的困惑和问题，对其适用范围、操作程序等方面作了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在推动制度规范顺利实施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发展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开了一个好头，但完整、完善、高效的制度的建立仍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充分重视通过司法解释的管道来达到理想与现实、规范与实践之间的对接，充分发挥司法解释功能，寻求正义实现的科学路径。
（二）以改革探索为方向
通常来讲，规范与实践的关系是先由立法机关出台法律规范，再由司法机关去适用法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实务部门调研工作的广泛开展，许多地区的司法机关开始主动进行一些改革探索，然后再推动成果的政策化、制度化。因此，可积极探索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工作新途径，大胆地进行改革试验，是司法机关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不断进步的努力方向。
（三）以辅助制度为补充
近年来，各地司法机关均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积累了大量成熟的经验，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情况调查、暂缓判决、法律后果二元化、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污点消除、社会观护及社区矫正等，其中一些制度已经被纳入到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应当适时将另外一些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的、较为成熟的经验充分吸收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去，如法庭教育、圆桌审判、心理辅导、亲情感化和简案快审等，通过赋予未成年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及保障措施，满足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及教育惩治的实践需要，推动我国建立更加完善、系统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关键词】防卫限度；基本原则
1.保护法益原则
保护法益原则指的是遵照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精神，以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鼓励公民同不法侵害作斗争为出发点的基本原则。
正当防卫制度经过悠长的历史演变，制度可以说是比较完善，越是完善的制度，规定就会越是细致周到。但是，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从防卫限度的出现至今，从国内到国外，只要提及正当防卫，我们首先要遵守的原则便是正当防卫出现时最为根本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保护公民、集体、国家的合法权益，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对防卫限度的错误解释，不是过于严格的约束正当防卫限度的成立条件，导致公民不敢不愿同犯罪分子作斗争，打击了公民自救的积极性，就是过于宽松的对待防卫限度，从而使得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不论是第一种限制性的解释还是第二种扩张性的解释都是错误的。究其根本，就是没有明确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未能明确防卫限度这一学术用语出现的目的，走向了偏激的两个极端，这无论对防卫人还是对侵害人都是不公平的，从而阻碍了正当防卫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实践中很多明明应该是见义勇为的案子反而被判成了防卫过当，这是因为司法者仅仅纠结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条条框框中，而没有将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运用于司法实践中，大大打击公民进行正当防卫的积极性，不利于良好地法律秩序建立。实践中亦有许多明明是防卫过当而被判成了正当防卫的案子，原因同样是是没有遵照此原则，从而使得许多侵害人的合法权益白白损害，这与现在国际上普遍的社会本位和保护人权的立法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影响我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由此可见，关于如何确定防卫限度在司法实践中争议颇多，司法者如果想要保证法律的公正公平，维护法律的权威，最基本的应当做到的就是保护法益原则
2.主客观相结合原则
哲学告诉我们在处理事情时应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在法律领域亦是如此。因此当我们确定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时，应当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原则。这里的主观指的是防卫人自身对防卫行为足以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强度的认识，客观指的是客观事实上制止该不法侵害所必需的强度，二者不可偏执一方。
如果我们只坚持主观防卫限度原则而忽略客观防卫限度原则，即仅将防卫人自身对防卫行为的认识作为确定防卫限度的依据，那么一方面对于侵害人来讲是极为不公平。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无论最终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都不会存在防卫过当的情况。防卫人可以进行无限防卫，为了极小的权益亦可牺牲极大的权益，只要是该防卫人认为足以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即可，这将会造成司法倒退，社会混乱，不利于国家社会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司法人员不易进行实际操作，在不同的情况中，每个人的主观意识都是不同的，司法人员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标准进行实际操作。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找不到明确的标准十分容易导致司法腐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且究竟谁有理也无法判断。
如果我们只坚持客观防卫限度原则而忽略主观防卫限度原则，即将防卫限度规定在客观实际中所必需的足以制止不法侵害的强度，对防卫人来讲是不公平的。真正的案件发生时，客观实际上真的需要多大强度，防卫人是很难确定下来的。再加上事发突然，很容易引起防卫人自身的情绪反应，作出非客观的防卫行为是情有可原的，如果严格的执行客观防卫限度原则，无疑对于防卫人的要求过于苛刻，从而打击了公民进行正当防卫的积极性。
由于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发育成熟，未成年人犯罪有其独特的特点，如何针对未成年人心理、生理及思维阅历等特点，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别有于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方式，切实体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从而实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已成为我国法律理论和实践中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形势和解制度作为我国一项新兴的刑事案件纠纷解决机制的引入，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源流、理论基础进行了不少有意义的探索并提出了本土化的构想，并且在一些地方已经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引入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一些探索和实践。本文就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展开研究，并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其必要性及现实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构想
当前我国社会正好处于转型时期，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快，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逐年上升和恶性加剧的严峻态势。。在刑事司法律领域中，给予未成年人特殊的法律保护是联合国少年刑事司法的的基本准则。随着形势和解制度作为我国一项新兴的刑事案件纠纷解决机制的引入，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源流、理论基础进行了不少有意义的探索并提出了本土化的构想，并且在一些地方已经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引入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一些探索和实践。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运行程序当中，对于一些特定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允许被害人和加害人在调解人的帮助下，进行协商、充分讨论。在加害人认识到自己罪行的情况下，加害人以认罪、悔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的谅解，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一中形式纠纷处理方式。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破坏的社会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因此，研究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有其必要性和重要的意义。
（一）符合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
未成年犯罪人生理、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具有自制力差、犯罪偶发性大、主观恶性比较小的特征。社会不能以消极的惩罚去排害，而应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特殊保护。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正符合这一刑法理念。一方面能避免造成未成年人的心理障碍，避免监禁给其带来的“交叉感染”和背上“犯罪前科”的标签，有利于其复归社会。比较美国未成年人案件，其中有90%的未成年被告人未入监，大部分以“刑事和解”方式结案；另一方面通过和解过程中的教育、挽救和感化，有助于未成年犯罪人认识错误、增强承担责任的意识并从中吸取教训，减低再犯率。美国刑事和解专家研究发现，美国一些州经历过刑事和解程序的少年犯的再犯率低于未经历刑事和解程序的少年犯。
（二）有助于被害人利益的恢复
德国犯罪学家汉斯・冯・亨蒂提出，被害人在犯罪与预防犯罪的过程中，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不能只强调罪犯的人权，而且要充分地肯定和保护被害人的人权。在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体系中，被害人虽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主要局限于对被告人的控诉职能。在控诉过程中，被害人固然可以通过宣泄获得情感上的满足，但出于法庭审判的对抗环境中，被告可能会否认罪行，甚至向被害人推卸责任，这种抗辩无疑会进一步刺激被害人呢内心的不平衡感，对被害人的恢复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通常面临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双重制裁，对民事责任（主要是经济赔偿）但主动承担并不必然导致刑事责任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根据有利原则，被告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下，拒绝赔偿经济责任就成为一种合理选择。从实际效果考察，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机制不但没有平和地解决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反而有加剧两者见的冲突的趋势，使得被害人恢复几乎不可能。而刑事和解制度能够保障在平和地环境中，在加害人的主动配合下展开被害恢复，有利于充分实现被害人的利益，因此这种制度值得我国借鉴、吸收。
（三）顺应世界刑事司法改革的潮流
刑事和解制度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应用。2002年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维也纳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决议草案，至此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的主要方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潮流。英国的司法部门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对和解制度的可行性进行考察。德国的步伐则迈的更大，正式将和解制度引入少年法和刑法。目前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是各国的普遍做法。实践证明，刑事和解的做法对于实现这些国家司法制度――尤其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和进步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刑事和解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变成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成为衡量一国家司法制度水平的重要参照，我国在各方面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今天，学习借鉴国外刑事和解制度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的特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不失为是一种有力推动中国司法现代化的手段。
（四）我国刑法理念和刑事政策转变的必然选择
现阶段保障个人权益越来越受重视，这使得刑事和解制度有了适用的空间。同时，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最基本的要求是在严厉打击严重犯罪的同时对适宜的案件作轻缓的处理，做到宽严相济，最大限度地教育挽救能够挽救的人。对于失足的未成人更应该最大限度地挽救。因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意蕴正接近这一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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