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专门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一门学科，成为各高校经济类和管理类本科生、硕士生的必修课。它是各门经济学科的基础课，其理论方法贯穿运用在各门课程中。微观经济学是最难学的课程之一。微观经济学通过抽象的模型描述具体的经济现象，很多时候用数学曲线描述变量的变化规律，学生一时难以理解其要表达的内容，而现在大多数高校都是基于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教师以“讲解为主，教师为主”的教学模式，其弊端显而易见，所以微观经济学教学探索与实践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教师如何引导学生学习好《微观经济学》尤其重要。但是，《微观经济学》的讲授不能是知识的简单灌输和死记硬背，学生仅仅孤立、零碎地知道了《微观经济学》的各个理论，就可能会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的确有很多学生，被引导到一个死的知识堆中，如果问其各个部分的理论是什么，其回答得头头是道，但一旦拿一个具体的经济现象让其用所学的理论进行解释，就不知所云了。其结果是培养了许多非常努力的学生，可是他们的知识是片面的、支离破碎的，而且他们的逻辑思维越来越倾向于僵化。因而，教师如何引导学生真正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至关重要，而要使学生“真正掌握”，首先应让学生清楚《微观经济学》本身不是教条，而是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其结论性的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原理的形成思路和过程，也就是其思想方法、思维过程，这也是经济学原理形成的科学路径。作为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还原这个过程，将自己“模拟”成经济学家，重新走一遍这个科学路径，这实质上也就是教育理论中的探究式教学和学习方法。
二、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方法
（一）案例引入式教学。案例引入式教学是指教师在讲授某种理论时，可以先在讲授理论前，引入一个适当的案例，通过案例的分析和讲解，推导出理论。
《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采用案例引入式教学方式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微观经济学原理的形成思路，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方法和思维过程，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教师不应该总是直接地给出或简单地讲解现成的结论要求学生机械地记忆，而应该按照启发式课堂教学的要求，结合案例，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地解决问题，发现规律。显然，这对帮助学生学会思考，培养逻辑思维技巧将大有帮助。
（二）探究式教学。所谓探究式教学，就是以探究为主的教学，具体说它是指教学过程是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以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以现行教材为基本探究内容，以学生周围世界和生活实际为参照对象，为学生提供充分自由表达、质疑、探究讨论问题的机会，让学生通过个人、小组、集体等多种解难释疑尝试活动，将自己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形式。探究式教学也是微观经济学课程非常适合的一种方法。
；其次，让学生分析这些经济现象呈现共同特征的原因；然后，在分析的过程中，使同学们确定自己所要研究问题的目标；再次，有了目标后，就建立分析的基础，给出一定的目标成立的假设条件，依据假设条件，逻辑推理，检验推理的结果，通过即正确，否定返回重新给条件，重新推导；最后总结和讨论。
（三）讨论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是培养学生学习主动性，增强课堂互动性非常好的方法。运用此方法，首先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各种方式分成小组，然后围绕某一问题各抒己见、相互启发并进行争议、质疑，最后得出一致同意的结论。在微观经济学课程授课中期，学生对所学知识有了一定的理解，已经具备了运用理论分析问题的基本技能，在章节转换之际，找出学生普遍存在的、重要的、感兴趣的疑难问题，不失时机地穿插、组织一次讨论是很必要的。让每个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疑问，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进行思考、辨析，有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课堂讨论的内容一般是通过教师来引发的，教师论题出得好，才能激发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二是教师的角色定位问题。为了充分发挥讨论学习的作用，教师必须当好讨论的引导者。讨论结束后，教师要做必要的归纳、总结、评价，使问题的结论更加明确，更有条理，还可以结合学生的讨论，对所讨论的问题做必要的扩展和延伸，以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
三、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手段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很丰富，但也很抽象、深奥、难懂，学生难于消化，特别是要用高等数学的知识证明和推导经济理论，使很多学生普遍感到经济学难学。因此，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要充分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强化教学内容，使经济学原理“印”在学生的脑海中。
（一）多媒体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有良好的交互性，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活跃课堂气氛。《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中有大量的图、表，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后，可以节约出大量的课堂时间，也可以将图、表最关键的地方用不同的颜色强调，根据作图软件可以将曲线的变化趋势、曲线之间的关系通过绘图的过程强调，有利于强化学生的印象，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二）师生互动手段。师生互动并不忽视教师的主导地位；相反，教师应该更充分地发挥指导作用，在关键处点拨，为学生的练习扫除障碍。在《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由老师引导，调动学生互动，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探寻者，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也可以让老师发现学生的能力和兴趣，及时给予不同学生未来发展方向的指导。
（三）习题练习手段。习题可以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并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习题练习可以使学生熟悉生疏的概念、原理，纠正学习中的错误，巩固所掌握的知识。我们可以在每章结束后，进行一次习题讲解课，要求学生分成小组进行答辩演讲，表达自己的观点，回答其他同学提出的问题。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经济学；课程实践；模式探讨
中图分类号：G642.0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的意义
西方经济学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是我国高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也是管理类基础课。。
1、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需要。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教学内容中有大量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图形和数学推导的公式，由于学生接触社会比较少，对这些抽象的概念难以接受，大多数同学出现听不懂，学习吃力并失去兴趣。。因此，课程实践教学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是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理解的需要。
西方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畴，其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以及市场理论，均与现实密切相关；宏观经济学中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给总需求理论、通货膨胀理论以及经济增长理论也与生活生产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要学生学好并熟练掌握这些理论，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实践教学可以将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有机地结合，大大增强了教学内容的直观性，对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具有重要影响。
3、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需要。
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实践不但可以激发学生对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热情，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理解，而且也可以通过课程的实践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课程实践实际上就是要强化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积极把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使学生能独立获取知识和独立思考，帮助学生养成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造习惯。只有通过课程实践，才能是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得到提高，自我创新能力得以培养。
二、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的制约因素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学科，其课程实践教学开展较为缓慢，许多高校依然滞留在理论教学层面上，究其原因，主要受到四方面因素的制约。
1、观念上轻视课程实践教学。
长期以来，一些高校对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存在一种误区，一直采用纯理论教学模式，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诸多原理可以通过图表和公式推导实现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主观认识上，对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重视不够，各高校普遍存在对课程实践弱化现象，导致教学计划上未安排相关实践课时，即便少数学校在教学计划安排了西方经济学实践课时，实践课时也很少。这种主观上轻视课程实践教学，导致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环节难以开展。
2、课程实践教学实施途经难。
虽然高校面对人才培养新形势要求，不断优化了专业课程体系，突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依然存在难以实施。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没有适合西方经济学的实践软件，与其他专业课程比较而言，缺乏实践的平台，无法实现实验室教学；其二，西方经济学多位合班课程，并且同一学期多个专业同时开课，人数之多给课程实践带来难度；其三，理论教学课时与课程实践课时冲突，难以合理安排课程实践。
3、缺少课程实践环节的设计目标。
西方经济学课程涉及抽象概念多、公式多、理论多，综合性强，涉及的知识面宽，其实践环节的设计比较复杂，而且难度也较大。目前，高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计划中，还没有形成优化的课程实践方案，实践环节和活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落实到实处，实践教学内容还没有细化的各章节，这给课程实践教学的实施带来一定的难度。
三、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实现的模式
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实践教学，是对传统的教学方法的补充而非替代，不是所有的课程内容都可以做实践的，理论教学与课程实践是相辅相成。有关实践的模式研究有很多，纵观以往的研究，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可以采用三种模式实现：
1、课程的认识实践。根据教学计划要求，相关章节内容安排学生认识实践，比如，价格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等章节中，可以安排学生到社会实践中了解一些产品价格水平，了解企业生产状况、成本状况以及销售状况，通过认识实习增加感性认识，培养学生学习热情。认识过程在课外进行，在教师指导下完成，总结交流在课堂进行。
2、课程的调查实践。调查实践是对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原理深度理解的过程，教师依据课程大纲要求，规定内容，学生分组开展相关内容的调查研究，例如，学生可以对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地方GDP的构成及增长趋势、通货膨胀效应等进行调查分析，切实做到西方经济学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通过调查分析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调查过程在课外进行，交流安排在课堂进行。
3、课程的研究性实践。研究性实践教学是将西方经济学中的研究的思想、理论、方法和取得的新进展引入教学活动，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综合运用的过程，通过教师命题或学生自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分组专题研究。例如，对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结构转型影响，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方式持续性的专题研究等。研究性实践安排在课外进行，研讨在课堂进行。研究性教学模式，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而且还有利于培养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与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李秀芳，涂宇清，华钧，秦海英：研究型大学经济学实验教学体系的建设探讨，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1.3
问题1:以日常生活对某个经济学概念的理解取代经济学本身的理解
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学是比较容易学的,因为这门学科非常贴近生活,许多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被广泛使用。这个想法既对又不对,要小心对待。的确,经济学是关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科学,讲的都是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道理。因此,学好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诀窍之一就是,如果您碰到那些抽象高深的、难以理解的经济学原理,千万不要紧张,往往只需要想想这些原理讲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哪种现象,就可以借助这些生活经验很好地理解它们。但麻烦的是,生活也会对我们准确理解经济学知识带来障碍,因为经济学对不少基本概念的理解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理解。然而,有些中学任课教师由于缺乏扎实的经济学基本功训练,一旦碰到自己不理解的经济学概念,就想当然地以日常生活中的理解取代经济学本身的理解。
例如,比较优势(又称相对优势)理论是经济学解释分工与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最基本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生活》教材第十一课第一框第一目在讨论贸易全球化时设计了一个内容如下的探究活动:甲国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是800千克/人,生产肉类的劳动生产率是600千克/人;乙国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是1000千克/人,生产肉类的劳动生产率是1200千克/人。教材借助例子让学生思考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这两个国家应该如何分工和贸易。显然,按照比较优势,甲国应该主要生产粮食,乙国应该主要生产肉类,然后两个国家进行粮食与肉类贸易,两个国家都会从这场分工与国际贸易中获利。可是,在这个经济学基本理论教学中却发生了不少啼笑皆非的事。某省的一位教师就曾告诉笔者,说他以及他们省的不少教师怀疑教材把数字印错了,他们和学生比来比去,发现不管生产粮食和肉类,乙国都比甲国有优势,怎么也得不出上述答案。于是,他们就断定教材出了错,并做如下修改:甲国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是1000千克/人,生产肉类的劳动生产率是600千克/人;乙国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是800千克/人,生产肉类的劳动生产率是1200千克/人。他非常高兴地告诉笔者,这么一改,任课教师及学生很快就明白了:一比较,在粮食生产方面,甲国比乙国有优势;在肉类生产方面,乙国比甲国有优势,应该按答案所说的模式进行分工贸易。可是笔者以为,这样的改动,是在探讨绝对优势理论。笔者就耐心地向他解释了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区分,可解释了半天,他还是认为比较优势就是两者比较之下的优势,绝对优势是无需比较也能够看出来的优势,他还说平时生活中人们都是这么理解的。这就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碰到自己不理解的经济学概念就以为可以按日常生活的理解来理解。其实,不管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是相互比较的结果,只是比较的内容不同,前者比较的是两者(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后者比较的是两者机会成本的高低。
在《经济生活》教学中,这类用日常生活中的理解想当然地去理解经济学理论概念的例子还有不少,如对市场、公共物品的理解也经常是如此。
问题2:把经济学不同分支学科、不同场合对某个概念的定义混为一谈
学习经济学的困难不仅来自于经济学对某个概念的理解不同于日常生活,还来自于不少的经济学概念在经济学内部的不同分支学科、不同场合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是,从一些教师的授课及编制的习题中,笔者发现,有些教师在平时经常把经济学不同分支学科、不同场合对某个概念的理解混为一谈,给学生准确理解和运用经济学知识制造了不少的麻烦。
“投资”是经济学最常见的概念之一,《经济生活》有一课专门介绍投资的基本知识;每个教《经济生活》的教师都会向学生提及“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要做到准确理解、使用“投资”这个概念还真是不容易。
笔者曾经在许多新课程培训场合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投资者买入二手的机器、厂房和设备属不属于“三驾马车”所说的投资?有些教师往往不能准确回答。其原因就在于不少教师弄不清楚“投资”在经济学不同的分支学科之间有着大不相同的含义。只要学过宏观经济学的都应该知道,“三驾马车”所说的“投资”是指社会生产能力的新增加,如形成新的机器、厂房和设备。买卖二手的机器、厂房、设备自然就不属于什么投资,因为它没有为社会带来新的生产能力,只是社会已有生产能力的重新配置而已。显然,《经济生活》第六课所说的“投资”与“三驾马车”所说的“投资”大不一样,它是投资学与微观经济学意义上的,是指一切追求价值增值的行为。
经济学还有不少概念也是如此,在不同分支学科和不同研究场合的定义会大不相同,如“长期”、“短期”、财政收入这些概念。
问题3:教学和命题时不注意理论表述上的数学严谨性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数学化程度最高的学科。虽然目前《经济生活》的学习并没有涉及数学,但对许多理论的理解和表述往往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否则,命题或观点的表述就容易出现科学性错误。
大家都知道,某个因变量通常总是要受到多个自变量的影响,如果研究者要分析其中某个自变量的变化对该因变量有何影响,就得假定其他自变量统统保持不变。这是科学研究的常识,所以在教材中经常会见到“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提法。可是,在实际教学中,有些教师容易忽略这一点。若干年前,一位教师向笔者诉苦说,她在课堂上讲述居民收入水平、物价总水平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时,这么表述:假设居民收入水平保持不变,物价总水平越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就会越低。这个表述是非常严谨的,却遭到了科组长的严厉指责:现实生活中居民收入水平是不断变化的,你怎么能够作出这种不符合现实的错误假设,并指责这位教师误人子弟。其实,是这位科组长理解有误。
有的教师也许会私下认为,中学政治教师不具备上述知识,也不会过多地影响教学。诚然,上述知识看起来并不重要,可是一旦教师不具备上述知识或忽视了这一点,他的教学就有可能出现科学性问题。笔者曾经见过这样一道题目:
某同学通过调查某鸡蛋市场的销售情况,获得了如下调查数据:
请问该数据反映了什么样的经济生活规律?
答案是说这些数据正好反映了经济学中着名的需求法则,题目还据此要求学生画出需求曲线。其实谬之大焉,需求法则是有前提条件的。要考查商品价格的变化对该商品需求量的影响,必须假设影响商品需求量的其他因素均保持不变。这道题的问题就出在影响鸡蛋需求量变动的因素不是一个,而是多个:除了鸡蛋价格的变动以外,还有时间的变化。这样一来,鸡蛋销售量的节节下降,也许与鸡蛋价格上涨关系不大,可能恰恰是隐藏在时间背后的其他因素的变化导致的,如消费者的偏好变化等。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
。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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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关键词]社会政策经济学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养老金经济学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NextPage]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
c1=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0，非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减少了私人储蓄。在实行PAYG（现收现付）制的国家，由于较少的资本存量，利息率更高，边际劳动产量更小，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结果：第一代的消费增加，而后代的资本存量更少。这对福利有何意义呢？为了比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异，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标准（具体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长，实行PAYG制使所有几代的福利更好。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缴费率相当于增加养老金，降低退休年龄。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养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龄和最低缴纳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税收规定可以使用于工资收入和退休收入，还有对提前退休的特殊规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NextPage]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G..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2003.1-21.
[2]Myles,GarethD.Publiceconom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10.
关键词：价格 货币 需求 供给
一、 需求与需求量
在货币经济中，货币与商品的交换脱胎于商品之间的交换并且取代了商品之间的交换。在人们的观念中，价格是货币对商品的一种交换比例衡量；我们还应该看到，价格同时还是商品对货币的一种交换比例衡量。例如，用货币衡量土豆的比价表示为：2公斤/元，而用土豆衡量货币的比价则表示为：0.5元/公斤。
交易是持币者和持物者双方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需求是货币对商品的需求，也是商品对货币的需求。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当我们将这个双向过程理解为货币持有者是“需求方”，商品持有者是“供给方”的时候，持币的需求者的决策范围是MV①,持物的供给者的决策范围是PY②。也就是说，在货币经济中，市场需求是由货币收入M和货币流通速度V共同决定；市场供给是由商品量Y和商品价格P共同决定。MV和PY都是用货币量衡量的（如：元），不是用实物量衡量的（如：公斤）。在货币经济中，用货币量衡量的需求是交易量与交易价格的乘积，同时也是需求量与需求价格的乘积和供给量与供给价格的乘积。需求不可能是一个物量概念Y（如5公斤大米），必须是一个货币的量值概念PY（如：6元／公斤大米×5公斤大米＝30元）。社会货币存量M和商品存量Y 不可能建立数学关系，即：M≠Y。货币量值的需求MV和货币量值的供给PY是费雪的交易方程式 MV＝PY成立的基础。
在宏观经济上，总需求只能是货币量概念，物量概念的总需求根本不可能存在，原因很简单：大米和电视机不能相加。
在本文，我们将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Y作为逻辑的起点。其中，M、V、P、Y分别代表货币数量、货币流通速度、价格水平以及交易量。费雪是这样解释这个等式的：“在一年内的交易额中，付出的货币等于所购买商品的总值。方程式有货币的一方和商品的一方。货币一方是货币数量与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商品一方是交易数量与交易价格的乘积。”③
二、新古典需求理论的假定与逻辑
货币对商品的需求量随着商品价格的下降而增加，随着商品价格的上升而减少，这就是新古典的需求定理；商品的供给量随着商品价格的上升而增加，随着商品价格的下降而减少，这就是新古典的供给定理。当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在某一点达到平衡时即形成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
就某一商品而言，新古典需求理论中量与价的互动包含着若干个“其他条件”不变④,没有这些假定前提，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不能成立。即使这样，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没有能够为“吉芬商品”的存在找到了一个自圆其说的假定和逻辑，只能用“例外”处理。在面对需求理论的特例“劣等品”和“吉芬商品”时，新古典经济学是以“收入效应为负”来进行解释的。如果恩格尔曲线的实证结论可以用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零解释所谓“劣等品”的话，对需求量和价格同方向变化的商品（吉芬商品）的解释似乎有点牵强。“马歇尔第一个发现，所谓的需求普遍定律，可能存在例外，也即吉芬之谜，用现代语言说，吉芬之谜也就是价格变动的正收入效应绝对值很大，超过那种变动的负替代效应。罗伯特·吉芬先生实际上从未表述过的这个吉芬之谜（斯蒂格勒，1965年，第379页 ——原文引用），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马歇尔看到了吉芬之谜的这一点，并因而决定找出它。马歇尔发现，从实践的目的出发，我们在确定单个需求曲线时，必须考虑嗜好、未来价格的预期、消费者的货币收入和所有价格（而不是所研究的一种价格）。然而，这样就不可能证明，事实上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需求定律。”⑤
⑥下降将带来持币者“实际收入”的增加，正常情况下应该需求上升⑦。这个结论有一个隐含的假定：商品是财富而货币不是财富⑧。预算约束下效用最大化的马歇尔需求函数，直白一点就是说，如果不把手中的货币全部变为商品，就是非理性的。众所周知，市场交易是一个连续过程，“理性地”将货币全部变成商品在任何一个时间维度上都不可能，因为那将导致交易过程的终结。要保证交易过程的连续性（市场经济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人们必须在保存货币和保存商品之间权衡一个比例，人们可以随时将货币变成商品（只要愿意出高价购买商品），也可以随时将商品变成货币（只要愿意出低价甚至负价格出售商品——例如雇人将某种商品扔掉）。如果货币不是认可的财富而商品是认可的财富，货币与商品之间的交易将得不到交易的一方——商品持有者的认可，交易就不可能进行。
微观经济学的马歇尔需求函数意味着，将货币完全变现为商品才是理性的（满足预算）。这与马歇尔效应中K的变化是矛盾的。
在需求价格与需求量的互动过程中，无论在微观上还是在宏观上，我们都不可能证明货币能够外生于商品的供求关系和价格关系（准确一点说，没有货币就不可能有价格）。当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Y中的MV被新古典供求理论抽象为一个不变的量时，MV＝PY中就仅仅有成交价格P和成交量Y的互动。因为需求MV是不变的，价格P上升,需求量则下降，是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在需求量和需求价格之间的必然权衡⑨。也就是说，如果新古典“不变的其他条件”包括货币供应量M和货币流通速度V,价格上升则商品需求量下降，这与新古典需求理论一致；如果新古典“不变的其他条件”不包括货币供应量M和货币流通速度V，则成交价格与成交量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⑩，新古典的需求理论就不存在。
与马歇尔的货币外生的微观价格决定论相反，马歇尔的现金余额论认为，币值决定于国民用通货形态保有的购买力总额与通货数量之比，“人们想以通货形式保存其资源的比例愈小，通货总值就愈低，也就是说，与一定数量的通货相对应的物价就愈高。”⒒马歇尔的现金余额论被人们称之为“马歇尔效应”。庇古在1920年发表的《福利经济学》里将马歇尔的现金余额论用公式M＝KPY表示。简单地看来，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Y是以全社会的商品货币交易为对象，剑桥方程式M＝KPY则着眼于个人对货币持有的需求。就个人而言，需要持有多少货币实质上是选择以什么方式保有自己的资产（即，用货币的形式还是用非货币的商品形式）。在全社会总量上，费雪方程式与剑桥方程式中的M是相等的，这是因为,在货币没有丧失信用被人们当作废物抛弃之前，一个人手中货币的减少必然等于另一个人手中货币的增加。将费雪方程式和剑桥方程式合并考虑可以推论出：KV＝1，这意味着，如果货币供应量M和商品供应量Y不变，在消费者减持货币资产M增持非货币资产Y时，用马歇尔效应解释是现金余额K下降，用费雪的交易方程式解释是货币流通速度V 提高，这时，价格水平将升高作适应性调整。另外一方面同样成立：当价格水平P上升时，马歇尔效应中的现金余额K下降，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中的货币流通速度V 提高。
马歇尔需求函数认为，将货币全部花掉（满足预算）是理性的；而马歇尔效应的结论是，人们会在保存货币和保存商品之间进行权衡，也就是说，将货币全部花掉是非理性的。二者矛盾的根源是什么？仍然以新古典的消费者预算约束＝PY 为例。如果用费雪的交易方程式 MV＝PY去衡量新古典的消费者预算约束＝PY，我们就会发现，新古典的消费者预算约束得以成立是因为它将MV＝PY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V假定为1，才能够得出：M＝PY 的结论。
因为KV＝1，如果V＝1,则K＝1,马歇尔的现金余额论 M＝KPY 和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Y 合一成为M＝PY 。“这显然很简单，然而是错误的，”⒓这等于在任何一个时间维度，M＝PY就是货币在交易后就消失了，类似于马克思的简单价值形式，不可能适用于完全货币经济的分析。在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中，V的本质含义“不是度量1美圆的花费次数，而是它在一年内变为收入的次数。”⒔在这里，时间的维度是一年。
费雪的交易方程式认为，MV＝PY 衡等，成交价格P必然与成交量Y 、货币量M、货币流通速度V相关。而我们看到的新古典供求理论中只有成交价格P和成交量Y两个因素。MV被抽象掉了，或者说，在新古典的价格与供求的互动中，货币是外生的。即：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通速度是新古典需求理论中“不变”的“其他条件”之一。
将M＝PY中被抽象掉的V合并考虑，即：MV＝PY，可以发现，由于马歇尔效应K的作用，货币流通速度V是一个变化幅度极大的一个变量（窖藏货币的流通速度V是零，恶性通货膨胀时期货币的流通速度V是无穷大）。这也就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V可变的市场经济不能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供固定的预算线。
三、把货币作为内生变量的需求逻辑与价格变动中的货币替代
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一般价值形式以及后来的货币形式，其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必须满足持物者、持币者的财富需求⒕。价格变动中人们的理是权衡在持物(这里的物是指用货币衡量的物的价值，即：PY)和持币（M）中哪一个更合算，即：用货币衡量的M＋PY的最大化。在一个连续的交易过程中，价格预期是人们决定马歇尔效应中的K的主要因素，因为：“如果预期总的商品价格下降，将会强化人们的持币欲望；如果预期总的商品价格上升,则强化人们持物的欲望。⒖”
如果必备商品（如：穷人的土豆）没有替代商品，即：MV＝PY，在土豆价格P上升时，为了活下去，他不能减少土豆的需求量Y，在他能够支配的MV中，若货币收入M不变，他只能提高货币的流通速度V，在马歇尔效应中则是K下降，减少货币余额，这时，价格虽然上升，但市场对土豆的需求量不变。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劣等品”。
如果预期土豆价格P仍将上升，影响到对所持货币的价值判断时（即，所持货币在对必购物品土豆的购买中将贬值，例如，一美元货币今天可以买1公斤土豆，明天可以买0.5公斤土豆，后天只能买0.1公斤土豆），持币是不合算的，在他能够支配的MV中，若货币收入M不变，他将加速增加货币的流通速度V，在马歇尔效应中则是K加速下降，降低货币余额，增加商品持有量，如果K下降的比例超过了价格P上升的比例，将出现土豆价格上升，市场对土豆的需求量上升更快的情况。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吉芬商品”。
如果货币收入M不变，商品Y无替代（但可有可无，即，非必需品），当价格P变化时，在M=KPY的分析框架中，若影响到对货币价值的判断，则K变化。例如，若P下降,K则上升，则V下降,意味着货币余额增加，对商品的需求量下降；若P上升,K反而下降，则V上升,意味着货币余额减少，对商品的需求量上升。
如果货币量M不变，商品Y无替代（但可有可无，即，非必需品），当价格P变化时，在M=KPY的分析框架中，若没有影响到对货币价值的判断，则K不变，价格P上升而K不变时，在M=KPY里，需求量Y必然下降。在MV＝PY中,则是V不变，同样是P上升意味着需求量Y下降。
因此，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和马歇尔效应都可以表明，在价格变动中，如果没有商品替代的可能，出于用货币衡量的财富M＋PY最大化的目的，人们在持物和持币之间的选择将导致财富结构中商品和货币的互相替代。这个替代使得成交价格与成交量之间未必是必然的相关关系
进而论之，吉芬商品（需求量与价格同方向变化，如，商品提价后，需求量增加。即新古典认为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在相反方向起作用，在绝对值上替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作为一种现象存在，原因之一是某些商品对特定人群具有不可替代性，原因之二是价格变动影响到特定持币者对货币价值的衡量。例如土豆价格上升，因为收入限制，不可能用牛肉（或其它高档食品）替代，但同样不可能不吃饭，穷人将降低货币余额保持对土豆的需求量；若土豆价格上升影响到穷人对货币价值的衡量，穷人将加速降低货币余额，虽然土豆价格上升，但需求量上升更快。同样的逻辑，当富人的某项支出仅仅用于购买某一高档商品或奢侈品时（同样没有替代品），也会出现价格与需求量的同方向变动情况。
四、宏观价格变动的效应问题
在宏观经济理论中，以商品市场为中心建立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主要有两个：一是由马歇尔均衡价格模型改进而来的总供求模型，即AD-AS模型；二是凯恩斯建立的总收支模型，即NI-AE模型。
与马歇尔均衡价格模型类似，总需求是价格的函数， AD＝f（P）。AD（Aggregate Demand）是一个商品和服务的物量概念(Y)，是由价格(P)决定的。在这里，货币是影响总需求的外生变量。在新古典的微观需求曲线和宏观需求曲线中，价格和需求量都是反方向变化，但机理不同，前者是用效用理论解释的，后者是用实际货币余额理论解释的。
没有人能够否定MV＝PY恒等的绝对性。若由价格水平P决定的AD-AS模型成立，如同微观分析一样，必须假定V＝1，⒗使得M＝PY。再进一步假定货币M外生（即成为不变的“其他条件”之一），AD＝f（P）的真实含义就是：需求M不变,消费者在需求量Y和价格P之间权衡：P上升则Y下降； P下降则Y上升,于是，价格决定的新古典宏观需求理论成立。这个需求是一个物量概念而不是一个货币量概念。前面已经说过，在宏观经济上，物量概念的总需求根本不存在，原因很简单：大米和电视机不能相加。
在以货币衡量的总需求 AE＝MV（NI-AE模型）中，AE（Aggregate Expenditures）是一个货币量概念，所涉及的内容是货币供应量M和货币流通速度V。在这里，费雪方程式MV＝PY和剑桥方程式M=KPY依然成立，货币是影响总需求的内生变量，总需求：AE＝MV＝PY。
在宏观经济的背景中合并考虑剑桥方程式M=KPY和费雪方程式MV＝PY。在M=KPY中，若货币总量M和商品总量Y不变，价格水平P上升，则K降低，则V提高，若V提高的幅度高于P上升的幅度，则总需求MV上升，需求上升使得价格P继续上升，直至MV＝PY恢复平衡。若V提高的幅度低于于P上升的幅度，则总需求MV下降，需求下降使得价格P回落，直至MV＝PY恢复平衡。
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逻辑过程：在宏观经济中，物价水平与需求并不存在一个必然的同向运动或异向运动。
在（费雪方程式）或者在 M=KPY （剑桥方程式） 中，人们最容易观察到的因素是价格P的变化,在价格P上升的情况下，若人们的预期依然是价格P上升，所有人都可以清醒地意识到：依然保存货币是吃亏的。这时，人们的理性反应是降低货币余额使K下降（剑桥效应），这必将导致货币流通速度V上升(费雪效应)，使得以货币衡量的总需求 AE＝MV 上升。
在1988年中国的通货膨胀中，价格上升，需求也上升；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持续的通货紧缩并没有出现需求上升的局面；美国十九世纪后期的通货紧缩伴随着的同样是需求不振。这些现象能用马歇尔的K效应解释，而不可能用新古典的宏观经济总需求理论去解释。在社会总量上，商品价格总水平P上升，就是货币贬值，人们将降低用通货形式保存的财富数量，货币对商品的需求反而上升；另一个方面，商品价格总水平P下降，就是货币升值，人们将提高用通货形式保存的财富数量，货币对商品的需求反而下降。
将新古典微观需求理论推广到宏观领域产生的致命问题是：总需求既没有新古典的替代效应也没有新古典的收入效应。所有的商品价格都上涨不可能有替代，所有的商品价格都将上涨不是意味着收入将下降⒘，而是意味着保存货币是吃亏的，剑桥效应将会起作用，降低用通货形式保存的财富的结果是货币对商品的需求上升，全部商品成为“吉芬商品”。这就是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物价上升，总需求同时上升的原因。
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不仅持币者要将手中的货币换成商品，甚至商品的生产者也会将自己的货币换成商品。没有消费者和生产者之分，只有以“通货形式保存财富者”和以“商品形式保存财富者”之分。所谓需求，是货币对商品的需求，同时也是商品对货币的需求。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商品拒绝对货币的需求也可以证明这个需求的双向性。
恶性通货膨胀使人们抛弃货币而退出流通，使得“货币烫手”。恶性通货紧缩则使人们保存（或窖藏）货币而使货币退出流通，以物价下跌为主要标志的通货紧缩的内在含义是货币升值，面对预期的商品物价下降，人们的理性选择是保存货币（甚至窖藏货币⒙）而不是持物，使得“货币失踪”。
庇古效应⒚认为，随着价格水平的下降和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储蓄将减少消费将增加。庇古的这个思想同样是建立在商品是财富而货币不是财富的基础上的。在一个时期内（比如一年），如果交易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过程（V≠1），用货币衡量的社会总财富是：M＋PY。而不是单一的货币M或者商品Y。抛去了效用假设理论，为了M＋PY的最大化，货币流通速度V是货币持有者的投机工具，价格P则是商品持有者的投机工具，并且，任何一个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不是单一的货币持有者或商品持有者。
新古典的微观需求理论模型和宏观总需求理论模型都是以货币外生或货币中性为假定前提的。但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在货币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内，货币中性可以作如下定义：如果在由名义货币供给变动引起的最初均衡破坏之后，新的均衡是在所有的实际变量的数值和货币供给变动之前相同而达到，货币就是中性的。当模型不能满足这些条件时，货币就是非中性的。”⒛全部经济体制中都没有一个货币供应体系能够去自动地、恰当地为经济体系提供货币，而且保证货币供应量不会影响货币流通速度V、商品价格P和商品量Y。在外生货币理论中，是货币供给决定货币需求；而在内生货币理论中，是货币需求决定货币供给。经济理论中的货币，应该的内生而实际的外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五、结论
。这时，价格上升并不导致需求量下降。这就是经典意义上的“劣等品”或“奢侈品”。
如果MV＝PY，即，需求商品Y无替代，预期的价格P上升意味着持币是不合算的，这时，作为人们的理性选择，马歇尔效应将起作用，在M=KPY中K加速下降, 在MV＝PY则V加速上升。即，价格上升时，需求将以更大的幅度上升。这就是经典意义上的“吉芬商品”。
新古典需求理论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是商品的可替代性。如果没有商品之间的替代，与货币相对应的商品都可能是“吉芬商品”。价格变动导致的财富结构中货币与商品的互相替代现象可以解释微观经济学中的“吉芬商品”现象（价格上升需求上升），也可以解释宏观经济学中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的抢购现象（价格水平上升需求上升）。
研究市场学的价格理论时，在边际和效用假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价格理论在市场学价格理论中没有任何价值。将货币内生的价格理论去重新解释价格变动中的需求变动时，可以发现，市场学价格理论的本质是利用价格变动去改变市场份额，前提是商品之间具有可替代性，而不是抽象意义上的降低价格需求上升。正是在这里，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与市场学的价格理论达到了统一。
在MV＝PY中，如果新古典经济学的“其它条件不变”是MV不变，即，以货币衡量的需求不变，成交价格与成交量反向变动，这与新古典的需求理论一致。如果新古典经济学的“其它条件不变”是M不变，当价格变化影响到对货币价值的判断时，则V变化，因为V的变动幅度可能高于、等于或低于价格P的变动幅度，因此，在商品价格上升时，需求可能上升，也可能不变或下降。如果MV＝PY中的四个变量均可变，则成交价格与成交量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注释：
①一个是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用于支出（M变化），一个是改变货币余额（V变化，因为KV＝1），或者M和V同时变化。
②面对市场需求，可以改变商品供应价格P,也可以改变商品供应量Y，或者P、Y同时改变。
③Fisher,I.1911,《The Purchase Power of Money》, New York , Macmillan
④斯蒂格勒，《价格理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米尔顿.弗里德曼 ,《价格理论》，商务印书馆， 1994年版第二章。综合斯蒂格勒和弗里德曼的观点，这些“其他条件”包括：1、其他商品的价格；2 购买者的货币收入或支出；3、购买者的趣味或偏好；4、其他商品的数量。
⑤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六章。
⑥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8页。
⑦在新古典的经济学理论中，某商品价格变化的收入效应是指所有其它商品的名义价格与名义收入不变的情况下由实际收入变化引起的需求变化（并且假定：价格上升,实际收入下降，需求下降；反之则反是）。
⑧如果货币是财富，商品价格下降意味着货币升值，持币比持物合算，货币对商品的需求上升将是非理性的。
⑨例如，就电视厂商来说，面对每年10000元的稳定市场需求，他可以用每台2000元的价格卖5台电视机，也可以用每台2500元的价格卖4台电视机。
⑩宋承先在序言中认为，“在MV＝PY的四个变量中，要推导出相应经济主体的行为的理论命题，必须假定其中两个变量为给定”。 陆家骝，《货币分析的结构与变迁》，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⒒马歇尔，《货币、信用与商业》，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8页
⒓梅耶、杜森贝里、阿利伯，《货币、银行与经济》，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287页。
⒔梅耶、杜森贝里、阿利伯，《货币、银行与经济》，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288页。
⒕马歇尔将“货币”和“商品”平等地称之为“资源”，如果没有这个平等，就不可能增加或减少货币在资产中的比重K。马歇尔，《货币、信用与商业》，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8页。
⒖Piguo,A.C.(1924),Essay on applied Economics,p.p.177-179.London,Macmillan.
⒗这同样会陷入梅耶等认定的错误之中。梅耶，《货币、银行与经济》，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287页。魏克赛尔也有类似的思想，他认为简单货币数量论假定“货币的流通速度仿佛是一个固定的没有伸缩的量，环绕着一个不变的平均水平作波动；然而实际上它是会完全自动地扩大或收缩的，同时，特别是由于经济进步的结果，它能够作几乎任何如所想望的增加，并且在理论上它的伸缩力是没有限制的。” 魏克赛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4页。
⒘准确一点说，商品价格上升对持币者来说是收入下降的，但是，对持物者来说是收入上升的。
⒙货币成为“财宝”。
⒚Pigou,A.C.(1943),“The Classical Stationary state”,Economic Journal,53,December,pp.343-351.
⒛劳伦斯·哈里斯，《货币理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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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耶、杜森贝里、阿利伯，《货币、银行与经济》，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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