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竞争打破垄断的“平台依赖症”
(《证券时报》2018-09-01)
大概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么多的平台:吃饭有外卖平台,买东西有电商平台,坐车有约车平台……技术的进步掩盖了背后的人为操纵和倾向性,让很多人忽略了平台同样有重重的商业利益的需求,从而放松了自身对平台的审慎态度。这种“平台依赖症”的结果,就是当中介(平台)的服务质量一下滑,就会有种种问题集中爆发。不过观察各种领域的平台,搜索领域的百
度和出行领域的滴滴,由于自身一家独大的地位,导致用户的“依赖症”更深,而电商领域由于竞争充分,淘宝、京东、小红书等等各个平台人气旺盛,人们可选择的范围相对较多,因此用户的“依赖症”要轻很多。这说明,对平台的管理除了相关政府部门在行政上的监管,更有效的办法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这样平台才有动力去不断改善自身的服务,提升用户的体验的满意程度。
宏观经济政策应做好加减法
(《时代周报》2018-09-04)
减税是民心所向,亦是大势所趋。首先,中国的减税空间仍然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2018年1~5月份,全国税收收入76810亿元,同比增长15.8%,增长速度远超同期GDP增速,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这种“逆势上扬”显然不符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对于税收减免,还存在着很大的空间。其次,从企业尤其是民企的获得感来说,也亟待减税降费。
新一轮的基建投资拉动是否会再次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加剧国企与民企的不平等地位?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比起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支出,税收尤其是所得税还能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即在经济繁荣时抑制通胀,在经济衰落时减轻萧条,这种直接从企业端产生的优惠既有利于帮助企业增加利润,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的具体体现。
如何理解消费升级
(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2018-09-01)
消费行为的差异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避免。在争议消费升级还是降级之余,更重要的是挖掘这种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特别是此前可能被忽视的日用品和基础性服务的消费升级中所隐藏着的巨大机会。其一是本土制造业和消费类品牌的崛起良机。可以说,在这一轮消费升级潮中,“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让与消费者接触更加直接,更加了解当地民
情、文化的本土企业占了先机。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是,二十世纪70年代,日本在逐渐步入消费升级阶段后,大量的本土快消品牌崛起,包括大创生活馆、无印良品、优衣库等,均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起的15年间。其二是消费金融行业的机会。如何深挖、细分消费群体的金融需求,提供精准且安全的服务,将是未来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优化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扩大消费关键在增加可支配收入
(《证券时报》2018-09-22)
要从源头上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就必须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减税降负增加可支配收入。决定居民收入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增长情况,另一方面则是分配的比例。收入分配不公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喊了多年,在取得了一些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还存在不少
问题。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行业间、城乡间、地区间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呈拉大趋势。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出障碍。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可以让普通大众口袋里的钱多起来,要让人们扩大消费,必须要通过分配制度改革来推进。
把股权留给企业家,债权留给金融机构
(《证券日报》2018-09-01)
化解债务风险有两个原则:一是面对阶段性问题,需要采取短期措施来解决。其次,面对流动性问题,需要及时见效快的措施来解决,避免债务风险从流动性风险向基本面风险演变。投资者风险偏好变化是跳跃的,非连续的,注重心理引导和政策的精准度。要客观、及时、全面地反映民营企业的经营和资金的实际情况,稳定民营企业持续盈利能力的市场预期。
往往导致事情向最坏情况发展的,不是最坏的结构,而是更坏的预期。应尽快引入私募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到企业的债务重组过程中,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化解民营企业的债务风险。鼓励企业进行债务重组、鼓励有能力的私募机构进行债务承接。真正有运营能力的还是企业家,股权留给企业家,债权留给金融机构,才是化解本次企业债务风险的根本出路。C中国储运网Http://www.chinachu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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