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树的文化意境

松树的文化意境

松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可贵的是精神世界里的无穷价值。每当想到它的时候，一种豪迈壮烈之感不禁油然而生。

松树是植物王国的寿星，有“百木之长”之誉。而松文化，是人们在育松、赏松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源远流长，内涵宏富，值得一表。

百木之长

松树属于常绿乔木，也有少数灌木，是地球上最长寿的树种之一，叶针状，耐严寒，适应性强，自寒带至赤道地区皆有分布。在我国森林植被树种中，松占首席。按叶数划分，大致有3种类型：二针一束者有马尾松、湿地松、黑松；三针一束者有火炬松、白皮松；五针一束者有红松、大别山五针松等。它是大自然给人类的恩赐，求人甚少，予人至多。松木可作铁路枕木、矿井顶板；松脂可提炼成松节油和松香；松子可食或榨油，花粉则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具有补充营养，调理、缓解疾病以及美容养颜等综合功能，可谓周身皆宝。

因松与柏于耐寒长青、坚韧挺拔等方面具有诸多相似特点，所以古人多以松柏并列。宋人王安石《字说》云，“松为百木之长，犹公也。故字从公”；“柏犹伯也，故字从白”。松为“公”，柏为“伯”，于公侯伯子男五爵中，松居首，柏居三，皆有位焉。古人拆“松”字为十八公，元代冯子振曾撰《十八公赋》；清人陈扶摇所撰《花镜》云：“松为百木之长，……多节永年，皮粗如龙麟，叶细如马鬃，遇霜雪而不凋，历千年而不殒”。松树确有受封者。泰山有“五大夫松”，为秦始皇所封。据《史记•秦始皇本记》，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炫耀文治武功，震慑六国臣民，决定大举东巡。始皇帝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到达山东。

“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另据西汉应劭《汉官仪》，小天门有秦时五大夫松。(按：秦代定爵位二十级，五大夫为第九，为大夫之尊。)此树位于云步桥北侧五松亭旁，盘路至此，有石坊赫然而立，额题“五大夫松”。诚为木之尊者也。

文化意象

浏览古籍，文人雅士对松情有独钟。他们歌以赞松，诗以咏松，文以记松，画以绘松，宏篇妙文不胜枚举，丹青杰作传世甚多。据《论语•子罕》，孔子曾赞松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孔圣将松柏并列，或有示德之不孤。《礼记•礼器》载，松柏之有心也，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先秦时代诸圣贤高士多有赞颂松柏之语。《庄子•让王》有云：“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庄子•德充符》有“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之语，将松柏与尧舜并称。《荀子•大略》则有“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之句，亦将松柏与君子并列。至宋代；文人雅士将松与竹、梅并称为岁寒三友。林景熙《云梅舍记》载，“即其居累土为山，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元杂剧《渔樵闲话》云：“那松柏翠竹皆比岁寒君子，到深秋之后，百花皆谢，惟有松、竹、梅花，岁寒三友。”后人借以比喻在逆境艰困中而能保持节操的人们。

松成长缓慢，破士之初，难免于雪压风欺，给人以才子不遇、英雄落难的联想。唐人杜荀鹤《小松》云：“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

隆冬季节，万木凋敝，惟松柏仍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尤其是雪花纷飞之时，劲松身着白袍，临风傲立，象征着坚忍不拔、不改其志的大雅君子。汉朝刘桢《赠从弟》云：“亭

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唐代大诗人李白《赠韦侍御黄裳》云：“太华生长松，亭亭凌霜雪。天与百尺高，岂为微飙折。桃李卖阳艳，路人行且迷。春光扫地尽，碧叶成黄泥。愿君学长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冰凌霜欺，松不改其姿，象征着不屈不挠。唐人自居易《和松树》云：“亭亭山上松，一一生朝阳，森耸上参天，柯条百尺长。岁暮满山雪，松色郁青苍，彼如君子心，秉操贯冰霜。”至宋代，画家已将松与竹、梅同入画，称三友。有宋人楼钥《题徐圣可知县所藏杨补之画》为证。诗日：“梅花屡见笔如神，松竹宁知更逼真。百卉千花皆面友，岁寒只见此三人。”

松屹立山颠，栉风沐雨，更显苍劲，古人常将松与风联系在一起。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黄庭坚与友人同游鄂城樊山，途经松间一阁，夜听松涛而成七言诗一首，题名为《松风阁》。而《松风阁诗帖》，是庭坚晚年以行书所录《松风阁诗》墨迹，在其传世作品中最负盛名。其风神洒荡，长波大撇，提顿起伏，一波三折，意韵十足，不减道逸《兰亭》，直逼颜氏《祭侄》，堪称行书精品。此帖经宋、元、明、清辗转流传，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有一组风格独特的建筑群，主殿名日“万壑松风”。在参天古松的掩映下，壑虚风渡，松涛阵阵，犹如杭州西湖万松岭，形成一个寂静安谧的小环境，是清帝批阅奏章、诵读古书之佳境。

真情象征

松树坚韧、顽强，往往象征着忠贞的友谊与爱情。南朝乐府民歌《冬歌》唱道：“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果树结金兰，但看松柏林，经霜不坠地，岁寒无异心。”宋代文豪苏东坡一生爱松，据《东坡杂记》，“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当结发妻子王弗病逝后，东坡在其坟茔四周亲手植松苗万株。经寒历暑，沐雨栉风，万株幼苗长成了常青之树，岁岁年年，生生世世，伴随在爱妻身旁。展转十年之

后，他又为王弗写下了那首摧心扼腕、痛断肝肠的《江城子•记梦》，真情挚感溢于笔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生时十年相伴，死后十年相思，王氏何幸，得如此真才华、真性情的高士“不思量，自难忘”，“年年肠断”!而东坡更是可敬，生离死别十年之后，尚能有如此激情写下这传诵干载的爱情绝唱，尤其是“明月夜，短松冈”之句，每每读之，不禁怆然。

松枝舒展，彬彬桓桓，恰似一位好客的主人，挥展双臂，恭迎四方宾客。而最著名的是黄山迎客松，已成为国人向世界敞开心扉、友朋遍天下的形象标志。

长寿标志

松龄长久，经冬不凋，所以被视为仙物，用以祝寿考、喻长生。这种象征意义为道家所接受，后成为道教长生不老的重要原型。在道教神话中，松往往是不死的象征，道士服食松叶、松根，以期能飞升成仙、长生不死。同时，松时常与鹤为伍。在古人心目中，鹤是出世之物，高洁清雅，有飘然仙气。而仙物自然长生不死，所以将两仙物合而为一，寓意高洁长寿，松鹤延年，也就顺理成章了。在传统绘画领域，《松鹤延年》是一个重要题材，其中清代僧人虚谷之作尤为著名。此画作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画面奇峭隽雅，生动冷逸，意境清简萧森，情调新奇冷逸，画家以偏侧方折之笔写出松针与丹鹤，线条生动，笔断气连，极具形式之美，给人一种福寿康宁的愉悦感，体现出松鹤延年之高雅旨趣，散发着潇洒出尘的飘逸情怀。玉雕作品，亦多有此类题材。往往设计成孤松一株直指云天，而一对仙鹤一仰首长啸，一款款飞来，松静鹤动，松刚鹤柔，加之质地细腻，剔透玲珑，寓指夫妻长寿百岁，相伴永远，吉祥安康。直到当今，“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仍是最为常见的贺寿佳联。

综上所述，松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可贵的是精神世界里的无穷价值。每当想到它的时候，一种豪迈壮烈之感不禁油然而生。

冠礼作为成人之礼，是人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利用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可以看出许多条文在唐令和宋令中发生了变化。例如，宋令将冠假（因举行冠礼而给予官员的休假）放在“右令不行”的附抄唐令部分。这表明，宋代已经取消了冠假。这种变化与冠礼实行的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冠礼作为成人之礼，是人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仪礼．士冠礼》篇详细记载了士之子举行冠礼的详细仪节。《礼记．冠义》则解说了冠礼的含义：“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行冠礼者，将转变为正式跨入社会的成年人，要履践相应的德行。冠礼的举行，首先要通过占筮来选择一个吉日，然后由将冠者之父提前通知亲友来参加，并再次通过占筮来决定一个主持加冠的“正宾”，还要邀请一位协助正宾的“赞者”。古礼，加冠要在庙进行，以示郑重。冠礼的主要过程，是由正宾依次将淄布冠、皮弁、爵弁等三种冠加于将冠者。这三种冠由卑到尊，暗示冠者的德性与日俱增，即“三加弥尊，加有成也”。

周制即有冠礼，有“文王年十二而冠”之说。汉代对冠礼非常重视。汉惠帝四年三月甲子，行冠礼，“赦天下”。景帝时，“皇太子冠，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春正月丁亥“加元服”（即冠礼），不仅普赐诸侯王至于吏民金帛、牛酒、民爵，还“令天下酺五日”（《汉书．惠帝纪》、《景帝纪》、《昭帝纪》）。东汉章帝还亲自参加其卫尉马防之子马巨的冠礼（《后汉书．马援列传》）。

汉至南北朝，冠礼仍受到皇家重视，晋武帝临轩，使兼司徒高阳王珪为太子加冠。临

轩，即举行大朝会。刘宋元嘉十一年（434年）文帝为营道侯将冠下诏。时有何桢《冠仪约制》和王堪私撰《冠仪》，“亦皆家人之可遵用者也”（《宋书．礼志》）。《梁书．昭明太子萧统传》记“天监十四年（515年）正月朔旦，髙祖临轩，冠太子于太极殿。旧制太子着远游冠，金蝉翠緌缨，至是诏加金博山”，对于冠礼举行的隆重程度甚至超过先前的册立仪式。《魏书．孝文废太子传》载后魏孝文帝冠皇太子恂于庙，亲自“诫以冠义”。后齐皇帝加元服，用玉帛告祭圜丘方泽，用币告庙，择日临轩；皇太子冠，也有以制币告七庙和临轩之仪（《隋书．礼仪志》）。这一制度也为后代帝王沿用。

冠礼在唐朝已开始有渐弱的趋势。尽管《开元礼》有皇帝、太子加元服的详明仪制，但除了《通典．皇太子冠》记载了大唐贞观五年（631年）高宗行冠礼事之外，皇家子弟行冠礼基本不见于史料。而官员为子弟行冠礼就更加少见了。因此《文苑英华》载吕温元和中作《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称“丧祭冠婚，家犹异礼”，这说明当时朝廷、民间已经不按照正礼的规定行事了。

《柳宗元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写道：“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廷，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怃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孙昌胤为子行冠礼，却被大家嘲笑，这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不重视冠礼的情况。

《宋史．礼志》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为皇子行冠礼。宋徽宗时，曾亲制《冠礼沿革》十一卷，“命仪礼局仿以编次”。皇太子三加一醴，三加为折上巾、远游冠、九旒冕。有天子、太子、庶子、亲王、品官、庶人冠仪。但宋代无皇帝加元服之礼。司马氏《书仪》载庶人冠仪，仍用“三加”，自筮日以下，初加巾，次加帽，三加幞头，开始简化冠礼，主张“男子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无期已上丧始可行之”。尽管如此，冠礼仍然少有实行。朱

熹指出“温公《书仪》，人已以为难行”（《朱子语类．冠昏丧总论》），于是，在其所撰《家礼》中，对《冠礼》有所修改，针对司马光“近世以来，人情轻薄，过十岁而总角者少矣。彼责以四者之行，岂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长，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的感慨，提出“今虽未能遽革，且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经》、《论语》，粗知礼仪，然后冠之其亦可也”。

可见，与唐朝虽《开元礼》有《冠礼》的内容，但实际生活中并不遵行的情况类似，宋代礼书上还在继续修冠礼，但除了宋真宗时为皇子行冠礼外，现实中冠礼仍然不受重视。如宋仁宗时蔡襄议曰：“冠、昏、丧葬，礼之大者。冠礼，今不复议。”（《端明集．明礼》）曾巩也说道：“古之人重冠，于冠重字，字则亦未可忽也。今冠礼废，字亦非其时，古礼之不行甚矣。”（《曾巩集．王无咎字序》）苏辙则说：“今夫冠礼，所以养人之始而归之正也……今皆废而不立。”（《苏辙集．礼以养人为本论》）唐宋间儒学之士已无力改变冠礼的颓势了。

冠礼的日趋废弛，致使冠假失去依托，而从《天圣令》宋令中取消。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一个人的毅然自沉，造就了历史长河中一座永难淹没的精神岛屿。

屈原，一名行吟者的苍凉声音，又一次跨越两千年的时空传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一个人的毅然自沉，造就了历史长河中一座永难淹没的精神岛屿。

历史长河中，蕴藏丰富精神价值的“岛屿”有很多，博大如孔子、智慧如老庄、诤直如魏征、忍毅如太史公、忠勇如岳武穆……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都令人高山仰止。而在这其中，屈原精神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他以或称极端的理想主义精神，对“士志于道”的做

法和“士之道”本身，进行了极具震撼力的诠释、示范和实践。

“士之道”，当下可大致理解为“知识分子精神”或“精英的理念”。依笔者之见，即便到今天，缅怀屈原最大的价值，仍然应该是对“士之道”进行认真求索，并以此引领乃至启蒙社会。而当下所最应汲取的屈原之“道”的主要特点，是其在爱国、亲民的同时，对现实一直保持强烈的痛感，决不奉行“水清则濯缨，水浊则濯足”的随遇而安哲学，而以社稷苍生为己任不懈努力。“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便是其生动写照。

当然，这种痛感可能是极端的——极端到他终于为此自戕，但这种感觉和信念却特别值得敬重。正因为这种痛感的存在，使屈原信仰坚定，不肯苟同，更不屈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决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这种极端的自洁精神，使屈原具有了区别许多历史人物的特点。可以这样说：从2286年前的那个初夏开始，“屈原”两个字便代表了一种精神标高。孤高的屈原精神，成为“士之道”的鲜活标本。《离骚》、《橘颂》、《涉江》等不朽的篇目，成为历代求“道”之仁人志士的精神导师或心灵驿站。自兹而后，江山代有志士出，每从屈原获启迪。

有些“士之道”，并非屈原首倡，但他却是忠实的实践者。比屈原早约两百年的孔子，强调“士志于道”，认为“士”应以维护社会基本价值为己任，还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比其早约两百年的曾子，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且要远到“死而后已”的程度。比屈原年长约三十岁的孟子，则更是率直提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主张。但真正实践了这些理念、要求和主张的，屈原或称第一人。他明确提出了“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秉德无私”等宣言，而且摒弃了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遁世之想，为己道之不得行而不惜抱石沉水。这种悲壮决绝的理想主义，虽历两千余年仍令人感喟不已。

环顾时下的社会精英也即古之所谓“士”，不仅与世同浊、偕众而醉者比比皆是，甚至不少人还是“先天下之浊而浊”，愿意尽力争取的只是一己之名利。因此，此时继续提倡屈原之“道”，引领社会精英们多些追求、多些承当，多些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应是相当必要的。是故，特别希望端午节那万千竞渡的龙舟，能够多载回些屈原的精神，并使更多人有机会、有信心重新登临屈原遗留的那座精神岛屿。

孔子学说被称为“人学”，他讲的主要是“人道”，其核心思想是“仁”，出发点和根本是“孝”。

人的品行，是衡量一个人道德面貌的客观标志。孔子学说的一大特色，就是他关于“人品”的论述。他竭力倡导和培养学生的目标，是做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真君子，反对那种“巧言令色”、披着仁义道德外衣的伪君子。

孔子学说被称为“人学”，他讲的主要是“人道”，其核心思想是“仁”，出发点和根本是“孝”。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就是强调人类的仁爱精神始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真情实感，这是人与人关系中最切近、最根本的感情。因此，“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做一个君子，首先要专心致力于对父母的孝，只有把这个“本”立起来，人与人相处的“仁爱”之道才得以通行。

孔子论“孝”的要义和精华，一是“能养”。赡养父母是在物质层面对父母尽孝的基本要求。二是要“敬”，就是要尊敬父母。如果没有对父母发自内心的恭敬和爱护，就与养犬马没有区别。这是在精神层面对父母尽孝的基本要求。三是要和颜悦色。所谓“色难”，就是说对父母尽孝难在子女的态度上，如果总是给父母脸色看，即使让他们吃得再好，穿得再暖，他们心里也不会痛快，这就不能说是孝。四是要“几谏”。“几”是轻微、委婉之意。孔子并不主张子女对父母要绝对服从，他认为，假如父母有过错，子女要委婉地进行规劝。

如果父母不听，仍要照常恭敬，不能对父母产生怨恨之心。五是要无违于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在世，如有违背礼的言行，子女不应当顺从，而要以合乎礼的方法去对待，这是对父母真正的爱护。父母去世后，要按照丧、祭之礼去安葬他（她）。六是要“尊亲”。《祭义》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一个人能够以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使父母受到尊敬，这是最大的孝；其次是不能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使父母受到侮辱；再其次才是能养活父母。足见儒家所倡导的孝，最重要的是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孔子强调的“孝”，是“父慈子孝”。他所说的“悌”，是“兄友弟恭”。双方的关系是相互的，对应的。这种充满人性色彩的伦理思想，值得继承和弘扬。然而自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孝悌”之道就被附加上许多维护专制统治的内容，甚至具有了法律的性质。所谓“不孝罪”，就属于“大逆不道”，可以动用各种刑罚直至死刑。子女、后辈对于父母、长辈必须绝对服从，甚而至于“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对于此类糟粕，则应予以剔除。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孝道一概斥之为“封建余孽”，就会在长幼关系上造成严重危害。这样的教训，必须深刻记取。

构建和谐社会，尤其是我国已进入老年社会的情况下，大力弘扬敬老爱老的社会新风尚，突出强调子女、晚辈要孝敬父母、长辈，让他们在身心两个方面都得到幸福和快乐，显得格外重要。

把酒临风，曲水流觞，煮酒论英雄，数千年来中国酒文化被演绎得丰富多彩，醇香绵长。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以礼论酒，是孔子思想一个重要的理念。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称孔子为酒之饮宗，是因为饮酒与祭祀、与孔子创立的中国礼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孔子是儒

家学术思想的奠基者、创始人，晚年致力于教育，将中国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经孔子整理删修的《诗经》、《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典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称：周“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几种经书，再加上孔门弟子集注的孔子语录体《论语》，大体上能够看出孔子提倡的礼制与中国酒文化的关系，以及孔子的礼制思想对中国酒文化的深远影响。

《诗经》称：“饮酒，乃学问之事，非饮食之事也。”《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刘子之言：“勤礼莫如致敬，尽国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征伐，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凡祭祀、庆典、出征、凯旋、外交等等，必设佳宴，必置美酒。百姓动土盖房、奠基竣工、婚庆喜宴、接风洗尘等等，也离不开美酒助兴。同辈人、同好者之间，也常常借酒助兴，畅叙人生。孔子“所重：民、食、丧、祭”，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篇》）。重视“民、食、丧、祭”四事，孔子强调各种仪式都应合乎礼制要求，其中也包括酒类器物的陈列。《礼记》是先秦儒家学派的一部言论汇集，《礼记·乡饮酒义》中对酒食的摆放，酒宴中的入座、举杯、举爵、敬祖、答礼等等，都有一定之规。关于酒和酒器的陈列，《礼记·礼运篇》说：“故玄酒在室，醴酤（酢）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这也是孔子以礼论酒的一个特点，由神及人，由人及酒，通过祀礼活动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井然有序的和谐氛围。

中国酿酒和饮酒的历史非常久远，《淮南子·说林训》称：“清醠之美，始于耒耜”。酿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人类因有了饮食之礼而区分尊卑贵贱。中国从有纪年始，便有酿造和宴饮的记载，历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以及传统社会划分的士农工商百姓阶层的人，都为中国的酒文化增添了许多精彩内容。明初洪武元年（1368年）冬至，明太祖朱元璋祭祀昊天于圜丘，“皇帝诣神位前跪，圭，上香，祭酒，奠爵，出圭”。“皇帝受爵，祭酒，饮福酒，以爵置于坫。”（《明史·礼志二》）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靠农民起义取得帝王之

位的少数几人，然而他在敬天祭地、尊神崇礼的礼制活动方面毫不逊色。

然而，“孔子百觚”的记载让人瞠目。有学者考证，孔子身长九尺，约合现时1.90米左右，酒量很大。“孔子百觚”缘出何处？《孔丛子》记载：“平原君与子高饮，强子高酒，曰：‘有谚云：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饮百，古之圣贤无不能饮，子何辞焉？’子高曰：以予所闻，圣贤以道德兼人，未闻饮酒。”学界不少人也认为，孔子去世时子思年龄尚小，书中所记孔子嫡孙子思的话语因此也受到一些怀疑。孔子二十世孙孔融在其《难曹操禁酒书》中称：“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不百觚，无以堪上圣”。东汉思想家王充对“文王千钟，孔子百觚”的说法也有疑义（《论衡·语增篇》），但孔子是一位饮酒之士毫无疑义。

孔子饮酒也是很有讲究的。《论语·乡党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节，孔子提到不食色不正、味不正、割不正等等不洁之物，同时又说“惟酒无量，不及乱。估酒市脯不食。”酒为礼而设，重要的场合中如不用酒则显得粗鄙简陋，有愧先祖，有愧亲朋。然而饮酒多至乱了礼仪法度则又失去了人的尊严，失去了应有的礼貌。惟有用酒而又不失礼仪，才是应该遵循的合理标准。

《论语》中有关酒的记载寥寥几笔，却寓意深刻，分量不轻。“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篇》）孔子对子夏讲，凡有酒食，必先礼让年长者食用。《论语·乡党篇》还记载：“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这是孔子讲究饮酒文化礼制的再一次体现。坐席时尊长让贤，有酒食，礼让长者，酒宴结束时，也要礼让长者，让年长者先离席位，维护尊者、贤者、长者的地位，以及饮酒氛围中的和谐。孟子在齐襄王时，曾经三为祭酒职。《史记·集解》称：“礼‘饮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称祭酒，尊也。”酒宴中礼让尊者、贤者、长者，向尊者、贤者、长者敬酒，表示敬意，是中国酒文化一以贯之的礼制思想，也是营造和谐社会环境的

要求。

当孔子看到不符合西周礼制的酒器时，发出了“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篇》）的叹息，这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的一种诠释。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仁”和“礼”，仁是思想道德标准，礼是行为的准则，孔子在五千言二十篇的《论语》中，“礼”字出现了74次，但孔子没有给礼下过任何概括性的定义，他认为礼贯穿于任何时代的任何事物，是指导人们具体行为的准则。对礼的理解因人的教育背景、家庭环境和修养水平的不同又有理解上的差异和执行中的差异，但是等级、长幼、适度等等原则是贯穿孔子的礼制思想始终。所以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篇》）。在孔子看来，礼是治国的根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礼记·哀公问篇》中还讲：“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

把酒临风，曲水流觞，煮酒论英雄，数千年来中国酒文化被演绎得丰富多彩，醇香绵长。《汉书·食货志》称：“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帝王将相，庶民百姓，都享受着美酒带给生命的多姿多彩与愉悦情趣。饮酒的意义常常超出饮酒本身。国家的各类盛典，百姓的重要活动，通常都设佳宴，待宾客，以表隆重，以示礼节。饮酒的过程，常常是文化的传播过程，其中不乏思想的交流，智慧的展示，信息的分享，身体的较量，感情的联络。酒文化中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制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饮酒有节制，喝酒有礼节，对于文明之邦、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构建和谐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