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号：大 中 小
《青春之歌》是我国著名作家杨沫的成功之作之一，小说问世以来，受到读者欢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青春之歌》是一部政治小说，小说向我们讲述了以女主人公林道静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从个性解放到献身革命的人生旅程。它从一批知识分子的命运来展示了三十年代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从头到尾，无不充满了三十年代的政治气息，这恰恰迎合了五十年代激情洋溢的群众观。另一方面，《青春之歌》也可以说是一部言情小说，讲述的就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情感纠葛，而最后这个女人也找到了归宿。对于人性情感欲望的窥视似乎是人与生俱来的猎奇心理。综合来看，就如小说所表现的爱情一样：“情”与“革命”、“情”与“国家”，爱情与政治似乎就那么联系在一起，而且逐渐同化，达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境界了。可以说，〈〈青春之歌〉〉是“革命与恋爱”题材的又一种演绎。林道静的爱情与她的政治成长历程是相伴而行的。 文中第一段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紧接着对于她不幸过去的叙述，这样的一个女人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弱势的，是需要人怜惜和帮助的。但她不甘于婚姻的被人摆布而离家出走时，却让人看到她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对个性解放的追求，这时候她的思想意识是还是蒙胧的，“骑士”也就在适当的时机出现了。余永泽，林道静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当林道静决定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以示对这个丑陋世界的反抗时，余永泽救了她的命。“英雄救美”总会续写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话。林道静深深得被余泳泽那“骑士兼诗人”的气质所吸引了，就如林道静自己所言的“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咋一看，这是纯粹的男人与女人间萌动的爱情，实际上这已经是政治与爱情的第一次握手。
“五四”以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科学、民主、个性解放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流，余永泽就是这类自由主义的代表，对于急于寻找出路又感到无助的林道静而言，余永泽的资产阶级自由思想无疑是一股春风，一株急于握住的救命稻草。所以，林道静与余永泽的结合，影射的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结合。但要说明的是，林道静对于余永泽的感情并非是纯粹的政治，那是少女青涩的初恋，如果说后来的政治与爱情是明朗化的话，那最初的这一段感情里，政治还是隐藏在爱情的背后的，还没有走到前台。林道静处在最初的对于政治和爱情的探索中，而对于余永泽和其西方思想的接受，是接受后来的“男人”和政治思想的必经阶段。
在小说里，与林道静有纠葛的三个男人中，唯有余永泽是把林道静当作纯粹的女人来看的，在他眼中林道静就是一个女人，一个妻子，除此之外，不是也不应该是别的什么，因为“她是他的”，但当余永泽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无法再成为林道静政治成长的动力时，余永泽浪漫主义的光环也就渐渐退去了，作为胡适的弟子，胡适的实用主义在余永泽身上得到了体现，结婚后，他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专心搞国学，从“精装书”到“线装书”，注重的是个人的出路问题，林道静的成长之路才刚刚开始，余永泽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渐渐趋于保守主义，政治立场的不同就注定了这场婚姻的失败。社会层面看，这场婚姻的结束也暗示了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应用是行不通的。
结婚后的林道静仍然感到迷茫和空虚，给于她思想启蒙的余永泽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时需要另一个男人和革命家对于一个女人和政治的拯救，所以卢嘉川出现了，卢嘉川的一登场，就给林道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余永泽常谈的只是些美丽的艺术和动人的缠绵的故事；
可是这位大学生却熟悉国家的事情，侃侃而谈的都是一些道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五四”后期的主要思想，林道静接受了民主思想的启蒙，开始需要接受能为中国革命找到出路的马列主义了，所以，随着政治追求的逐渐清晰化，林道静的第二次爱情来临了。
卢嘉川是一个成熟的马列主义者，他沉稳，内敛，遇事沉着冷静，更重要的是他给林道静送来了为之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如果说余永泽对于林道静的爱情完全是男人对于女人的情欲，卢嘉川则不是，在卢嘉川的心中，革命事业是第一位的，戴愉指责卢嘉川与林到静走的过近，刘大姐为他辩护“我知道她，了解一点她的情况，这是个在旧社会里挣扎过，渴望着党的援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当帮助她，培养她”，卢嘉川确实也是以“帮助”和“培养”的想法来说服自己来保持与林的交往的。“对这样有斗争有正义感的女孩子我们应当帮助，应当拉她一把，而不应该叫她沉沦下去。”但他对林道静是有男女之情的，这从他与罗大方的谈话，和写给林的信中欲言又止的态度可以看出。卢嘉川没有追求林，并非“不想”而是“不愿意”而当罗大方批评他“不要做——做“孔老二”的徒弟“时，卢嘉川说“瞧你说的够多简单、容易、、、、、、别说这些了，怪无聊的。”把时间花在情感问题上在卢嘉川看来是无聊的。如果说余永泽的失败在于对政治追求的放弃，那卢嘉川则是为了政治对于爱情的放弃，所以无论余永泽还是卢嘉川都没有把政治与爱情真正的结合。
林道静是爱卢嘉川的，这种爱是男女之爱的升华，它是美好却无法触及的。林道静对卢嘉川的憧憬是对卢嘉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向往，卢嘉川为林指引了一条路，这条路是内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外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要走的光明大道。苦闷中的知识分子也从中找到了个人与革命的出路。但共产主义社会毕竟是无产阶级追寻的终极目标，是“乌托邦”式的。这与中国的革命道路的结合还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
现代中国革命史上，李大钊，陈独秀等最先一批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传播了马列主义，之后，共产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这时候的党毕竟还是幼稚的，而后在具体的中国革命问题上，又放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叛徒戴愉，小学教员赵琉青都是左倾的代表，共产主义这条道路在中国应该怎么走，这是林道静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到此时，卢嘉川这个共产主义引路人的职责已经结束了，林的革命与人生旅程需要另一个人的陪同走下去。所以，林与卢的无果而终，从表层看是卢内省性格的必然性和死亡的偶然性决定的，深层看，是卢的政治使命的终结。也可以说卢的死亡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的。林道静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男人，也是开始她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事业的男人出现了，他便是江华。
林认识江华时，她已经到农村当小学教员了，这时候江华的出现是适时适地的。千百年来，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林到了农村，才真正触及了中国的具体革命问题，而她的成熟的革命思想也就是在与农民的接触形成的。最初与江华聊天时，林说“我是地主的女儿，也是佃农的女儿，所以我身上有白骨头也有黑骨头、、、、、、我的白骨头成分减少了，我找到了一个人应当走的路。可这条路够难走的，总找不着门、、、、、、、”如林道静自己所说的那样，她的“白骨头”减少了（并没有完全消除），“找到了应该走的路”，“却找不到这条路的门”，当江华问林“你认为中国的革命将要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发展下去呢？”林道静“抿着嘴来回摆弄着一条白手绢，半天还是答不上来”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也就是林道静想要找到的门，就是江华的任务。
江华说“与其说自己是大学生，还不如说是工人更合适”这是有政治寓意的，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革命事业的领导者，以“五四”运动为例，学生是先锋队的作用，而工人阶级是主力军。余永泽还是卢嘉川对于林的影响，起的都是学生的先锋作用，这时候作为主力军的江华的登场就顺理成章了。在江华的指引下，林开始与农民接触，开始学习劳动者的“实际精神”，在与劳动者的交往过程中，林深刻意识到阶级的对立，地主阶级的剥削与罪恶，“林伯唐、宋郁彬、宋贵堂、伍雨田，你们这些喝人血、吃人肉的野兽，早点——尽早地在人间消灭吧！”，“道静终于还是喊出来了。”到此时，林的阶级立场和革命决心完全坚定了。 江华对林道静的爱情是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爱情，“静，今天找你来，不是谈工作的。我想来问问你——你说咱俩的关系，可以比同志关系更更进一步吗？”从江华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更进一步的基础是同志关系，已经完成政治成长的林静道理所应当的到了爱情收获的季节。“像江华这样的布尔塞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与其说林道静与江华走到了一起，还不如说是与共产主义走到了一起，江华对于林而言，是布尔塞维克的化身，而非单纯的一个男人，这样的共产主义者又不是像卢那样的不可及，他是切实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爱情上。
到这里，政治与爱情真正结合了，林还是江华都在欲望和信仰上找到了契合点。另而言之，林道静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他们的人生与革命联姻了。 如《青春之歌》之类的作品是无法抛开它所在的时代背景而谈的，个人情感与政治情感的模糊也就不为奇怪了，作品里女主人公对于人生伴侣的选择，也是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政治信仰的选择。小说里因为政治产生了爱情，通过爱情表现了大时代背景下的政治。所以小说里的“爱情与政治”应该是双重意义上的结合。
《青春之歌》是我国著名作家杨沫的成功之作之一，小说问世以来，受到读者欢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青春之歌》是一部政治小说，小说向我们讲述了以女主人公林道静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从个性解放到献身革命的人生旅程。它从一批知识分子的命运来展示了三十年代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从头到尾，无不充满了三十年代的政治气息，这恰恰迎合了五十年代激情洋溢的群众观。另一方面，《青春之歌》也可以说是一部言情小说，讲述的就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情感纠葛，而最后这个女人也找到了归宿。对于人性情感欲望的窥视似乎是人与生俱来的猎奇心理。综合来看，就如小说所表现的爱情一样：“情”与“革命”、“情”与“国家”，爱情与政治似乎就那么联系在一起，而且逐渐同化，达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境界了。可以说，〈〈青春之歌〉〉是“革命与恋爱”题材的又一种演绎。林道静的爱情与她的政治成长历程是相伴而行的。文中第一段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紧接着对于她不幸过去的叙述，这样的一个女人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弱势的，是需要人怜惜和帮助的。但她不甘于婚姻的被人摆布而离家出走时，却让人看到她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对个性解放的追求，这时候她的思想意识是还是蒙胧的，“骑士”也就在适当的时机出现了。余永泽，林道静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当林道静决定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以示对这个丑陋世界的反抗时，余永泽救了她的命。“英雄救美”总会续写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话。林道静深深得被余泳泽那“骑士兼诗人”的气质所吸引了，就如林道静自己所言的“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咋一看，这是纯粹的男人与女人间萌动的爱情，实际上这已经是政治与爱情的第一次握手。
“五四”以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科学、民主、个性解放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
主流，余永泽就是这类自由主义的代表，对于急于寻找出路又感到无助的林道静而言，余永泽的资产阶级自由思想无疑是一股春风，一株急于握住的救命稻草。所以，林道静与余永泽的结合，影射的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结合。但要说明的是，林道静对于余永泽的感情并非是纯粹的政治，那是少女青涩的初恋，如果说后来的政治与爱情是明朗化的话，那最初的这一段感情里，政治还是隐藏在爱情的背后的，还没有走到前台。林道静处在最初的对于政治和爱情的探索中，而对于余永泽和其西方思想的接受，是接受后来的“男人”和政治思想的必经阶段。
在小说里，与林道静有纠葛的三个男人中，唯有余永泽是把林道静当作纯粹的女人来看的，在他眼中林道静就是一个女人，一个妻子，除此之外，不是也不应该是别的什么，因为“她是他的”，但当余永泽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无法再成为林道静政治成长的动力时，余永泽浪漫主义的光环也就渐渐退去了，作为胡适的弟子，胡适的实用主义在余永泽身上得到了体现，结婚后，他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专心搞国学，从“精装书”到“线装书”，注重的是个人的出路问题，林道静的成长之路才刚刚开始，余永泽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渐渐趋于保守主义，政治立场的不同就注定了这场婚姻的失败。社会层面看，这场婚姻的结束也暗示了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应用是行不通的。
结婚后的林道静仍然感到迷茫和空虚，给于她思想启蒙的余永泽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时需要另一个男人和革命家对于一个女人和政治的拯救，所以卢嘉川出现了，卢嘉川的一登场，就给林道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余永泽常谈的只是些美丽的艺术和动人的缠绵的故事；可是这位大学生却熟悉国家的事情，侃侃而谈的都是一些道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五四”后期的主要思想，林道静接受了民主思想的启蒙，开始需要接受能为中国革命找到出路的马列主义了，所以，随着政治追求的逐渐清晰化，林道静的第二次爱情来临了。
卢嘉川是一个成熟的马列主义者，他沉稳，内敛，遇事沉着冷静，更重要的是他给林道静送来了为之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如果说余永泽对于林道静的爱情完全是男人对于女人的情欲，卢嘉川则不是，在卢嘉川的心中，革命事业是第一位的，戴愉指责卢嘉川与林到静走的过近，刘大姐为他辩护“我知道她，了解一点她的情况，这是个在旧社会里挣扎过，渴望着党的援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当帮助她，培养她”，卢嘉川确实也是以“帮助”和“培养”的想法来说服自己来保持与林的交往的。“对这样有斗争有正义感的女孩子我们应当帮助，应当拉她一把，而不应该叫她沉沦下去。”但他对林道静是有男女之情的，这从他与罗大方的谈话，和写给林的信中欲言又止的态度可以看出。卢嘉川没有追求林，并非“不想”而是“不愿意”而当罗大方批评他“不要做——做“孔老二”的徒弟“时，卢嘉川说“瞧你说的够多简单、容易、、、、、、别说这些了，怪无聊的。”把时间花在情感问题上在卢嘉川看来是无聊的。如果说余永泽的失败在于对政治追求的放弃，那卢嘉川则是为了政治对于爱情的放弃，所以无论余永泽还是卢嘉川都没有把政治与爱情真正的结合。
林道静是爱卢嘉川的，这种爱是男女之爱的升华，它是美好却无法触及的。林道静对卢嘉川的憧憬是对卢嘉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向往，卢嘉川为林指引了一条路，这条路是内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外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要走的光明大道。苦闷中的知识分子也从中找到了个人与革命的出路。但共产主义社会毕竟是无产阶级追寻的终极目标，是“乌托邦”式的。这与中国的革命道路的结合还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
现代中国革命史上，李大钊，陈独秀等最先一批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传播了马列主义，之后，共产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这时候的党毕竟还是幼稚的，而后在具体的中国革命问题上，又放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叛徒戴愉，小学教员赵琉青都是左倾的代表，共产主义这条道路在中国应该怎么走，这是林道静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到此时，卢嘉川这个共产主义引路人的职责已经结束了，林的革命与人生旅程需要另一个人的陪同走下去。所以，林与卢的无果而终，从表层看是卢内省性格的必然性和死亡的偶然性决定的，深层看，是卢的政治使命的终结。也可以说卢的死亡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的。林道静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男人，也是开始她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事业的男人出现了，他便是江华。
林认识江华时，她已经到农村当小学教员了，这时候江华的出现是适时适地的。千百年来，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林到了农村，才真正触及了中国的具体革命问题，而她的成熟的革命思想也就是在与农民的接触形成的。最初与江华聊天时，林说“我是地主的女儿，也是佃农的女儿，所以我身上有白骨头也有黑骨头、、、、、、我的白骨头成分减少了，我找到了一个人应当走的路。可这条路够难走的，总找不着门、、、、、、、”如林道静自己所说的那样，她的“白骨头”减少了（并没有完全消除），“找到了应该走的路”，“却找不到这条路的门”，当江华问林“你认为中国的革命将要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发展下去呢？”林道静“抿着嘴来回摆弄着一条白手绢，半天还是答不上来”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也就是林道静想要找到的门，就是江华的任务。
江华说“与其说自己是大学生，还不如说是工人更合适”这是有政治寓意的，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革命事业的领导者，以“五四”运动为例，学生是先锋队的作用，而工人阶级是主力军。余永泽还是卢嘉川对于林的影响，起的都是学生的先锋作用，这时候作为主力军的江华的登场就顺理成章了。在江华的指引下，林开始与农民接触，开始学习劳动者的“实际精神”，在与劳动者的交往过程中，林深刻意识到阶级的对立，地主阶级的剥削与罪恶，“林伯唐、宋郁彬、宋贵堂、伍雨田，你们这些喝人血、吃人肉的野兽，早点——尽早地在人间消灭吧！”，“道静终于还是喊出来了。”到此时，林的阶级立场和革命决心完全坚定了。 江华对林道静的爱情是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爱情，“静，今天找你来，不是谈工作的。我想来问问你——你说咱俩的关系，可以比同志关系更更进一步吗？”从江华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更进一步的基础是同志关系，已经完成政治成长的林静道理所应当的到了爱情收获的季节。“像江华这样的布尔塞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与其说林道静与江华走到了一起，还不如说是与共产主义走到了一起，江华对于林而言，是布尔塞维克的化身，而非单纯的一个男人，这样的共产主义者又不是像卢那样的不可及，他是切实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爱情上。
到这里，政治与爱情真正结合了，林还是江华都在欲望和信仰上找到了契合点。另而言之，林道静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他们的人生与革命联姻了。 如《青春之歌》之类的作品是无法抛开它所在的时代背景而谈的，个人情感与政治情感的模糊也就不为奇怪了，作品里女主人公对于人生伴侣的选择，也是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政治信仰的选择。小说里因为政治产生了爱情，通过爱情表现了大时代背景下的政治。所以小说里的“爱情与政治”应该是双重意义上的结合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