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诗学范畴“诚”与中国古代文论之比较

作者：刘雨琪

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21年第01期

内容摘要：作为诗学范畴的“诚”在日本文学理论体系里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理论内涵经过从日本古代到近代的发展，在不断适应日本文学的审美倾向的过程中丰富了起来。其中所倡导的崇真求实、注重文学创作中作家真情实感的流露等内容也与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下的“诗言志”“直寻”“童心说”等有异同之处。从东方比较诗学这一角度出发，日本诗学范畴“诚”与中国古代文论之比较不仅揭示了两国之间相似的文学审美观，而且也做出了建构东方文化语境下一般诗学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诚” “直寻” 日本诗学 中国古代文论 中日比较诗学

在比较诗学领域，中西比较诗学一直是研究热点，而中国的东方比较诗学则显得有些冷清落寞，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近代以来从五四浪潮所带来的欧风美雨到20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一不是西方思想的身影，大批会西方国家语言的知识分子在为求自强而学习西方的近代化历程中，自觉主动地译介了许多关于西方文艺思想的书籍，王国维等人更是将西方文论的话语体系拿来用以阐发中国古代文论的固有观念。而反观东方比较诗学，由于当时掌握日本、印度、阿拉伯等东方国家语言的研究者较少，导致在对这些国家的文学理论著作进行译介时其程度远不如对西方文论著作那样热烈，以至于很少有人能深入了解这些东方国家的诗学。然而站在比较诗学的终极目标是发现建构一般诗学这一角度考量，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国家所形成的诗学背后都有其特定的文明色彩和文化语境，如果一味地将自己的话语体系强行带入到文化背景差距过大的他者话语体系中，则极有可能引发因过度阐释而导致的“失语症”。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为例，与其迎合西方文论体系去走向一般诗学，不如将它置于有相似文化背景的东方国家诗学体系下，从相似的审美倾向和含蓄的话语表达中发现东方文化视野下的一般诗学。而笔者将日本诗学范畴“诚”的发展演变历程及其每一时期的内涵与中国古代文论观点作比较就是对上述想法的一次尝试。

在进行日本诗学范畴“诚”与中国古代文论比较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日语中“诚”字的词源和词义：

诚，日语读作“まこと”。首先从词源上来考察，“ま”是“真”的意思，在日语古语里是一种美称，即指事物中真善美的东西、最本质的东西。“こと”在日语中写作“言”，也写作“事”，表示人的言行。《广词苑》中对此解释为：（1）事实的真相，非谎言。真实的、真正的。（2）不虚伪不修饰的真情，对人友善、亲切，不欺不诈。现在日语中，汉字写作“诚”，可以译作诚实、真实等意。①

可以看出，“诚”作为一个日本诗学范畴，其内涵虽然经历了从古代到近世的发展丰富，但都脱离不了引文中所给出的两个字义：真相与真情。如果从这两种释义的角度出发去进行中日诗学范畴与观点的比较，则可以看出以“真相”为主生发的“诚”与中国古代儒家的诗学思想有异同之处;以“真情”为主生发的“诚”与中国古代诗文批评中重真情尚自然的一派观点有异同之处。下面细分之。

一.“诚”与儒家文论

追溯日本诗学范畴“诚”的发展起源可以发现，它的形成与日本原始神道中的“言灵”信仰有着极大的联系。在日本古代，人们最先认定的崇拜对象是神秘又美丽的大自然，他们认为语言作为天然产生的交流形态是与自然和神灵进行对话的有效方式，因而崇尚语言中的表意力量，提倡说祝福的话与善意的话。这种带有着浓厚巫术直观的思想在人们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便渐渐地把信仰焦点从自然界和神灵转向到国家与天皇身上。这时候的“诚”正如《古事记》序文中所说的那样，带有着明显的忠君爱国情感：

于是天皇诏之：“朕闻‘诸家之所赍帝纪及本辞，既违正实，多加虚伪。’当今之时不改其失，未经几年其旨欲灭。斯乃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焉。故惟撰录帝纪，讨覈旧辞，削伪定实，欲流后叶。”②

通过天皇诏令撰写帝王本纪时需去伪求真这个事件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诚”便已要求人们把内心的真实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关注历史和身边的事实，不许掩藏与欺瞒。它既是一种对对国家民族的整体认同，又是一种表现统治膜拜和政治意味的方式。可以说早期的“诚”所关注的“真实”被重点放在民族团结精神和国家崇拜上，是一种社会集体认知。

而“诚”强调语言文学对社会的功用的这一观点其实与在儒家功利论文化语境下产生的中国古代儒家诗学观不谋而合，具体表现为中国古代文论对《诗经》功用的阐释上。

《毛诗·大序》里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③

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儒家文論观中对文学作品要讽喻美刺要教化风俗的要求。而文学一旦与社会教化扯上联系，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反映真实，落实到事件上则是对社会不好一面的批判和对君主的劝谏，哪怕用委婉讽刺的形式表达也比不书一字更得儒者心声;落实到情感上则是在寻求一种社会共鸣的爱国情感，即用文学讽喻教化民众的最终目的是要将这个社会在众人的合力下一起变好，用实际行动去表达人们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之情，譬如《王风·黍离》《魏风·硕鼠》等作品。

但儒家文论也与日本诗学早期的“诚”有所不同。它比日本诗学更早地出现将“诚”倾向于个体情感表达方面的转变。《尚书·尧典》里提出了“诗言志”的观念，强调诗歌对作者情感态度的表达;《周易·乾卦·文言》里则提出了“修辞立其诚”的观念，对文学创作中作家的品行道德立下了一个“君子品格”的判定标准，并且看到了文学语言与个人特质的关联性……在这里文学语言不再是为政教为国家的表达工具，它已成为个体生命体验与情感的一部分了，语言文字的表达在中国古代文论的意识架构里开始趋向个人化。 二.“诚”与陆机、钟嵘的文论思想

那么日本诗学范畴“诚”所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从早期的政治意味开始向个人化表达转变的呢？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日本文学史上的奈良时期和平安时期。

在奈良时期，和歌集《万叶集》的出现不仅标志着日本和歌创作所取得的第一阶段成果，而且也用文学发展的力量推动着日本诗学范畴“诚”内涵的丰富。以其中的恋歌为代表，和歌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毫不掩饰的极具主观色彩的真挚情感： 恋可致人死，有如地上河;恋心令我暗中瘦，逐日逐月过。④

在这首恋歌中作者毫不避讳地用“死”来表达自己对恋人炙热的爱情，将自己心中的深情比作地上河，又写出了在恋爱中苦守相思的寂寞与煎熬。语言质朴而率直，并用了比兴的手法，以河水和时间流逝来强调自己的热情与苦恋，字字句句直抒胸臆，以真诚的情感剖析来展示自己对爱情对生活的“诚”。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诚”注重的是文学创作者自身情感的流露与表达，提倡真情实感与真言直语融为一体，体现了从强调人们对民族国家之“诚”向强调对自己之“诚”的转变。

随后，平安时期的“诚”进一步从作者本体论的角度移向对作品的文学批评上。在平安时期出现的《古今和歌集》里，日本学者便已开始运用“诚”这一诗学范畴对和歌作品进行规范与分析，并提出了和歌创作中“华”与“实”的对立关系：

当今之世，喜好华美，人心尚虚，不求由花得果，但求虚饰之歌、梦幻之言。⑤ 在这里，《古今和歌集》对和歌的批评其实立足的还是“诚”所表达的要揭示内心真实情感的这一角度，只不过是将这个情抽出来，上升为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批评家看来，语言即使再华美如果其中表达的思想情感不是发自作者内心的真情，那么这样的作品就会缺乏打动人心的力量与后续的余韵，徒留虚幻苍白的文字，是不“诚”之诗，是不符合民族审美的。由此看来，日本文学注重真实的表露不仅是对事物个体的关怀，同时也体现出对本民族美学文化的深入认识。

此外，日本诗学范畴“诚”在奈良、平安时期注重文学作品中作者思想情感真诚流露的观点其实也可以在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体系里找到类似的表达。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里就有许多关于诗文创作“缘情”的观点。陆机在《文赋》里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强调诗歌这种文体在创作过程中一定要缘情而发，这样一来即使语言不够华丽甚至粗浅，但只要诗中有真情，读者读下来自然会感觉到绮丽细靡，肯定了诗歌是抒情文学的特质;钟嵘在《诗品·序》提出了“直寻”“自然英旨”的主张，强调诗人写诗时要依循内心的情感导向和直觉去进行创作，反对辞藻和声律上的人工雕琢;刘勰更是在《文心雕龙》里批判了“为文而造情”，提倡“为情而造文”。 可以看出，日本诗学与中国文论都注重情感的真实表达，但二者也有区别，中国古代文论不仅提倡诗歌情感内容上的“诚”，还对作为诗歌外在艺术形式的音律提出了自然朴实、“诚”的要求，钟嵘就反对沈约颇具人工气的“四声说”。 三.“诚”与“童心说”“性灵说”

而日本近世以来，随着江户时期儒学的大盛，“诚”这一诗学观念也从单一的文学创作规范，演变为对特性、个体精神的追求。这一时期藤原惺窝和山路素行等人在朱子官学的倾轧下却不与世俗苟同，他们将“诚”作为一个寻找自我本真的有力方式，强调内心的直白与个人的个性，肯定世间一切情欲的合理性，并延续到明治时期，借此来对抗极具巨变的近世社会。 从这一角度看，这种对“诚”由文学上升到生命的解读与中国明清时期的文论也有相似之处。比如李贽提出“童心说”，反对儒道对真实人性的束缚，希望借此带人们重拾丢掉的本心，使人们不再压抑自己的合理欲望;袁宏道和袁枚在明清两代一以贯之的“性灵说”同样提倡在文学创作和生活中要抒发出自己独一份的情感，这样一来所创作的文学才不会拾人牙慧、照猫画虎……但相比于日本诗学家渐渐将“诚”与西方的写实主义和个人心理相结合的西化倾向，中国的文论家则还是将注重点放在文学创作的总结上，并没有进一步阐释。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诗学范畴“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侧重的焦点不同，但都离不开“真相”和“真情”两方面的总体框架。也正是基于此，在“诚”与“诗言志”“直寻”等中国古代文论比较中两者有小异存大同，并揭示了中日文学理论要求文学创作需真诚真实这一普遍的诗学法则。而从日本诗学话语和中国古代文论观点的语言表达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两国之间相似的汉学儒学文化使得它们的诗学观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进行隔阂较小的对话交流，这也为中国的东方比较诗学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窗口。 参考文献

[1]许启伟，邢雪艳.诚——物之哀——空寂、闲寂、幽玄——探讨日本传统美意识的形成及其连续性[J].日本问题研究，2007，（2）.

[2][日]安万侣.古事记[M].周作人.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0.

[3]曹顺庆，李凯.中国古代文论史[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4][日]大伴家持.万叶集[M].赵乐甡.上海：译林出版社，2002.

[5]王向远.日本古代文论选译·古代卷（上）[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6]严明，山本景子，熊啸.日本诗学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7]王向远.修辞立“诚”——日本古代文论“诚”范畴及与中国之“诚”关联考论[J].山东社会科学，2016，（4）. 注 释

①许启伟，邢雪艳.诚——物之哀——空寂、闲寂、幽玄——探讨日本传统美意识的形成及其连续性[J].日本问题研究，2007，（2）：53.

②[日]安万侣.古事记[M].周作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0：10. ③曹顺庆，李凯.中国古代文论史[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49. ④[日]大伴家持.万叶集[M].赵乐甡. 上海：译林出版社，2002：29.

⑤王向远.日本古代文论选译·古代卷（上）[M].北京：中央編译出版社，2012：36.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