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

再现Representation

是艺术创作中，艺术美感的物化、艺术形象塑造的根本作用之一。它是侧重于对客观的、具体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特定人物与事件的具有个性化的写实的描绘，并真实地概括化为该特定社会现实关系发展的必然性，以此来塑造完美艺术典型的一种作用。与之相反的作用就是表现，但两者并不是互斥的，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艺术中这种对客观现实的再现作用与具象的艺术联系在一起;横向比较，造型艺术与综合艺术更偏重于再现、而语言艺术则两种作用并重;纵向比较，自文艺复兴以来直至印象主义为止的各传统流派更偏重于再现;从地域上来看，则以西洋艺术更偏重于再现作用。

以下源于段炼的文章

再现在创立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学理论中一直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把文学仅看作是再现的一种形式。亚里士多德把所有的艺术方式都定义为再现的方式，计有语言的、视觉的和音乐的艺术，他还进一步把再现确定为人类活动：“从孩提时代起，人就有了对再现的直觉，人类正是在这方面同其它动物区分开来，以至于人远远不仅是模仿，而且通过再现事物而习得他的第一课。”对于古代和现代的许多哲学家来说，人是“再现的动物”（homo symbolicum），这种动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能够创造和复制符号(符号就是能够“代表”或者“替代”他物的事物)。

符号学家通常会按照图标(icon)、象征(symbol)和索引(index)而分成三种类型的再现关系。我们可以通过颠倒美国革命的口号来总结再现的问题：不是“无代表，不纳税”，而是“不纳税，无代表”。每种再现都要付出某种代价，以失去的即刻，此刻，或者真理

的形式；以意图与实现，正版与盗版(“隐约的红晕向颈部渐渐隐没，这绝非任何颜料所能复制。)之间的差距的形式。有时由再现强加的税是如此的细微以至于我们几乎察觉不到,有时它宽阔如生死之间的巨大差距。但是再现确实为它强征的税收反过来给我们回报了某种东西——它打开的缺口。回报之一就是文学。

叙事学Narrative

结构主义文论发展中的一个流派。西方有的学者也把它作为结构主义文论的一个主要内容。叙事学的哲学、美学、方法论基础是结构主义的，叙事学注重动作、语序、深层结构、叙述文字等方面的研究，既反对心理学文论对人物心态的研究，也反对新批评派对作品进行单一的分析，它总是把文艺史上许多同类的作品串联起来，寻求其中共同的模式，对动作程序、叙述结构、传播影响、表层结构及其深层结构，对错综复杂的文艺现象进行层次分析、排列组合式的形态研究。这个学派在法国十分盛行，代表人物是阿尔都塞、托多罗夫、巴尔特、热奈特、格雷马斯等。不过，由于后来法国语义学文论的深入发展，批评学的日益流行，叙事学的研究盛况不复如初了。它自身的弱点也暴露得很充分：不能解决文艺叙事的创作规律，缺乏文艺创作和欣赏应有的创新精神和审美感受。

有意义结构Significant structure

有意义结构概念是戈德曼模式的基础，总体性概念则为这个模式提供了宏观分析的视野。戈德曼身处罗兰·巴尔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兴盛的时代，但他却不满于结构主义的内在批评，而强调以社会阶级的世界观来解释作品的“意义结构”，认为文学作品的形成原因是外在于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

可视交流Visual communication

以图画为媒介的交流。如墙报、宣传画、招贴画、插图、连环画、连环漫画、图画故事等等。进入20世纪后，由于发明了可在电影银幕或电视屏幕上放映的活动形象，可视交流具有无比的活力。可视交流的特点有直接的感染力。例如宣传画，传统上它是商品生产者同可能的消费者之间、某种思想的创始者同可能的接受者之间的简单交流手段，在许多历史特定时期产生过重大效果。又如现代连环漫画，具有很高的娱乐价值、美学价值和社会政治性影响。独创性的图画，简洁明快的叙述，巧妙充分地利用版面潜力，使故事情节简明易懂，所包含的信息被迅速传播，以至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一些传播学者认为，由于可视交流的语言障碍很小，在变化中的世界传播格局中，应扩大使用可视的表达方式，以加强各民族间的了解。

凝视Gaze（源于段炼文章）

西方主要语言中的凝视(gaze)一词，本义很简单，就是“看”，但本义的扩展，却指视觉交流，即双向的“看”，或曰看者亦被看。此种视觉交流，使这个术语被作为文化概念而引入当代批评理论，于是，学者们对凝视一词的内涵便进行了语义学的专门界定，指出这是一种专注的、长时间的、审视的“看”。这种“看”的特征，在于对看者与被看者之个人身份及二者关系的探究，并引伸为个体存在及其社会关系的哲学、宗教和伦理问题。这样，凝视的概念因具有性、性别、种族、主体与客体，以及欲望、权力、操控等政治内涵，而成为以身份问题为要义的文化概念。

图像学Iconology（源于段炼文章）

分为三个层次，是图像学（iconology）的层次，关注画中图像的引申含义，探讨具体作品与当时文化语境的关系。例如，按照潘诺夫斯基的说法，《最后的晚餐》透露了达芬奇的个性、文艺复兴盛期意大利的文化成就、宗教态度等等。潘诺夫斯基称这些为作品的

综合性象征价值，在此，他的研究超越了具体作品的个别性，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