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温州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浅谈温州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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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温州文化的个性与经济发展

1.1温州这种区域性的商业特征

费孝通先生说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棉、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家，养家立业。这些飘泊异地的手艺人和商贩同居家耕地的农家女结合，是艺商与农业的结合。这是温州模式的灵魂，从而有异于苏南模式。然而，温州的商业为什么繁荣？从温州特殊的地理位置看，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和瓯江下游，自古以来，既是传统农业生产大为发展的地区，又是一个贸易发达的沿海地区。温州这种区域性的商业特征，跟大海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温州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海洋文化。

1.2温州人精神中最深刻的根源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沿海地区较之内地优先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依托良好的港口条件，凭借发达的海上运输。北宋时期，温州就已经是一个工商业繁荣、海上交通、贸易发达的城市，为全国11个造船中心之一，北宋末年，温州造船的岁额达六百艘，与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同居全国首位。这种情况提供了温州人漂洋过海的方便，一些温州商人随贸易商船去国外经商；有的则客居那里经商。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1000年前的北宋时期就有温州人移居海外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温州人纷纷飘洋过海到日本、东南亚、欧海诸国经商谋生，到建国前就有华侨3．8万人。海上交通的发达给了温州人

外出谋生的机会，也逐渐铸造了温州人四海为家，喜欢闯荡的个性，这是温州人精神中最深刻的根源。

但基本上，温州古城是个传统化、乡村化的城市。自宋代始，江南因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不愿受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人民大量南下，“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温州人口也急剧增加。至南宋中期的淳熙年间温州人口则骤增至九十多万人。垦田面积大大超过前代，亩产增加，“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传统农业血缘、地缘等乡土关系所形成的惯例、习俗对温州经济与人民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也给温州模式家族制特色的形成设下了伏笔。

1.3大海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交融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孕育了独特的温州模式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温州人隐藏着的闯荡冲动不曾熄灭过，而在温州农村，尤其是东部平原沿江沿海地带，在制度的灰色区域内，积淀巳久的小商品意识，经商冲动，以及农村中孕含着的市场因素一下子焕发出来。正如金祥荣、朱希伟所言，温州的商业文化与传统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一旦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刚性有所松动，便会寻找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形成对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背离”，这是温州推行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温州小商品从一开始就绕开当时计划经济严格的产品范围，以市场为起点和归宿，市场和商品相互刺激，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温州模式不是产生于城市中心，而是在温州广大农村城镇产生的。

2对温州区域文化特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温州精神有不同版本：四自“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四千“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 。温州特色的市民文化：吃

穿住行高档，行商做事提篮。经济结义抱团，一生想当老板。

温州传统区域文化特征主要有：一是敢闯、敢冒和特别能抱团的“渔民文化”特征；二是特别能吃苦、特别有创业欲望的“移民文化”特征；三是永嘉学派的功利思想。

2.1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造就了温州人敢闯、敢冒和特别能抱团的“渔民文化”特征

2.1.1温州地理气候环境特征与“渔民生活”

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大致以长城为界限。长城以南、甘肃青海以东地区，气温和降雨量都比较适合农耕的要求，可以实行复种。历史上占主流的是“农耕文化”，其突出特征是“男耕女织”，内向、稳定、平和、理性、封闭的。“游牧文化”则是外向的、开放的、豪爽、彪悍、不稳定、敢冒险、合作（群居）。

与我国古代占主流地位的“农耕文化”不同，温州形成了更为接近“游牧文化”的“渔民文化”或者叫“海岛文化”。这是由温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所决定的。温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群山环绕, 大海隔绝, 平原江河切割, 古代温州对外陆路交通极为不便，使温州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经济文化区域。在气候环境方面，温州面临大海，台风、洪涝灾害多发频发，给温州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威胁，台风、洪涝灾害始终是温州人民的心腹之患。

温州人长期与海为伴,“渔民特性”和海洋基因深深根植于温州人的血液中，养成了有别于中原鱼米之乡“农耕文化”的“渔民文化”特征。

2.1.2“渔民生活”造就了特别能抱团的文化特征

出海打鱼和在陆地上种地有着本质的区别，一般来说，种地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作业，而且能干的人还可以种好多地。但是划船打鱼就必须靠几个人共同协作，要靠多人分工完成划船、撒网、捞鱼等动作才行。特别是在遭受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的侵袭更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发挥团队协作精神才能平安归来。渔民的作业方式，促使古代温州人明白他们想要生存，就必须借助集体的力量。

这种自古养成、植根与温州人血液中的文化特性，在改革开发以来发挥的淋漓尽致。一个温州人打入一个商场、进入一个地方的某一商业领域后，就往往会有一群温州人接踵而来，抱团而来，并成为最终成为主导力量。新世纪以来，温州人善于抱团作战更是而闻名遐迩，“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温州炒棉团”等称号响彻大江南北。

2.1.3“渔民生活”造就了敢创敢冒的文化特征

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生产相比，海洋捕捞更具不确定性，更具冒险性，也造就了温州人敢闯、敢冒的“岛国”文化特性。一方面，渔民的收入具有不确定性。农业耕种有多少辛勤付出相对有多少回报，种什么长什么，收益相对稳定。而渔民出海前并不知道今天能捕多少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所以，渔民的思维相对活跃。另一方面，渔民生活相对农耕生活更具危险性。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相对与农民的耕种庄稼和饲养家畜来说，渔民出海打鱼要危险得多，弄不好就会葬身大海。因此，可以说渔民的每一次出海都是一次冒险活动。

渔民的生活习性促使温州人要比中国传统农民更具冒险精神。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冒险才可能有更好的生活，并渐渐地把冒险作为生活的常态。

2.2移民背景和恶劣的生存条件，造就了温州特别能吃苦、特别有创业欲望的“移民文化”特征

2.2.1移民文化背景，造就了温州人特别能吃苦的地域文化特征

早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晚期，东瓯已有先民生息繁衍。但是到了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因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东瓯王广武侯率众举国外迁。此后，温州人就不断迁徙，频繁流动。据史书记载，温州历代取得殿试资格者，祖籍南方者占六成，祖籍北方者占三成，而真正属本地籍者，尚不足一成。对外相对封闭的地形地貌和地理位置，自古就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态体系，每逢战乱，温州也总能因为交通不便和地理位置上的偏僻，而成为远离战乱的避难所。据史料记载，温州大规模的移民共有4次：两晋、南朝中原丧乱，百姓南迁，温州吸纳了大量避难百姓；唐、五代大批移民避乱徙温；南宋全国重心南移，温州移民剧增；太平天国期间大批流民迁入温州山区。以上4次大规模移民均与战乱有关。另外，三国时期，温州就曾是吴国的流放之地，宋朝时温州还属于朝廷的轻刑犯流放地。

在眷土恋乡的中国，移民是不得以而为之的无奈之举，其移民过程必是一路艰辛，沿途坎坷。因此，但凡移民者必须具有能吃苦的基本品格、强烈的求生欲望和改善生活的坚强毅力。而移民温州的又大多是为避战乱和被流放者，他们与一般的移民比，对苦楚具有更强的忍耐力。

改革开放后，温州人正式依靠这种与生俱来的吃苦精神和对苦难的忍耐力，背上行囊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才赚的千金万银，完成了原始积累。也正式依靠，这种对吃苦的天生忍耐能力和视吃苦为生活常态的特性，使温州既能白天当老板，又能晚上睡地板，进而完成了“富而思进”阶段，实现了更进一步的发

展。

2.2.2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激发了温州人强烈的创业欲望

一是土地资源短缺，生存空间狭窄。温州背山面海、平原土地奇缺，生存条件恶劣。为拓展生存空间，温州人民早在汉代就开始了围海造地，并开展了一轮又一轮与大海争夺地盘的生死搏斗，大海的凶险，台风暴潮、海溢给温州人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

二是交通不便。极其不便的交通阻隔了温州对外的交往和商业往来，特别是明清两代朝廷实行海禁，“片板不得入海”的高压政策和海盗、倭寇的轮番摧残, 更是堵死了温州唯一对外的商路。

三是人口众多。特别是太平天国期间大批流民迁入温州山区, 导致温州人口激增, 人多地少的矛盾越发突出。改革开放前温州人口达到690 多万, 人均耕地不到半亩。当前，温州常住人口更是达到了800万之多，人均耕地不足0.3亩。

这种生存压力,促使温州人想方设法改变现状，激发了温州人为求生而创业的强烈冲动。

2.3温州人特有的文化特征是叶适创立事功学派的基础，事功学派的观点也影响了温州人的思想和行动

温州是永嘉学派学者叶适的治学之地，叶适等人“农商并举、义利并重”的主张与“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儒学主流观点直接相悖，不但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长期影响温州人的思想和行动。

温州是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发源地，温州人特有的区域文化为永嘉学派思想的

基础和源泉，叶适等人在总结归纳温州特有的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形成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

恶劣的生存条件和艰难的移民生活，养成了古代温州人民敢闯、敢冒，敢为人先的性格特征和特别能吃苦的文化秉性。而这种文化特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不安于现状、求变和不守规矩，而不安于现状、求变和不守规矩的目的就是求生存，就是想方设法摆脱现状的困境，努力追求自己和家人更美好的生活。而更深层次也就是务实求利的文化特性。所有，温州能成为永嘉学派的发源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叶适在总结、归纳了温州人文化特征并形成永嘉事功学派的同时，永嘉学派“务实求利”的观点也进一步影响了温州人的思想和行动，并进一步巩固了温州人的这种文化特性。

2.4温州特有的区域文化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成就了温州的辉煌

改革开发初期是我国社会的特定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还处在改革开放的探索阶段，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政策还极不明朗，相关的政策法规都继续调整和完善。这就像是给温州人量身定做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首先，温州人有“务实求利”的文化特性，而“务实求利”正式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和要求，温州人对市场天生就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敏感性。其次，改革开放初期，政策不明朗，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余声还未消退。只有具有“敢闯、敢冒”精神的温州人才敢于以身试法，才敢投身市场。第三，改革开放初期，人员流动不便，从事市场行为被认为是投机倒把，外出经商“做生意”生活积极艰苦。只有特别能吃苦，对创业有着极端热情的温州人才能适应这一环境。

因此，改革开放刚开始，当人家还不知道市场为何物或视市场为“异物”的时候，温州人就坚决地迈出了家门，义无反顾地投身市场，先人一步抢得了市场先机。哪怕是从事各种别人瞧不起的“下等活”：弹棉花、补鞋子、磨豆腐、配钥匙、理头发、卖眼镜……，

哪怕是出现“八大王”事件，温州人毅然凭着自己适应性市场的天性，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而等到90年代，国家政策正式明朗后，其他地区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我们温州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特别是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和客户群体，并进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创立了“温州模式”，创造了温州历史上少有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