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概观

陈国明 *

英文摘要 壹、前言

贰、传播学研究简史

参、传播理论和传播研究方法 肆、结论 参考书目

英文摘要

An Overview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History,

Theory, and Methodology

Guo-Ming Chen *

ABSTRACT

The name change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 to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 not only reflects the effort of the discipline to reassure its identity, but also shows the reorientation of the discipline to a new direction of research and pedagogy.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tren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uccinctly examine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method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he potential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is also discussed.

壹、前言

经过多年的折冲樽俎，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演辩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终于成功地经由七千多名会员投票，去年（1997）通过了把名字更改为国家传播学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一个影响深广的学会名字的变更，不仅反映出学会自我认同方向的再确认，同时也显示了此领域的研究方向和教育内涵的转变。传播研究的起源虽然可追溯到二千余年前亚里斯多德的《Rhetoric》一书，但是传播学真正成为一个专门研究的领域，却是二十世纪之后的事。传播学的领域包含甚广，其中几个主要的学科包括：公共∕修辞传播、人际间传播、小团体传播、组织传播、电讯传播（telecommunication）、和文化∕国际间传播（陈国明，1988）。本文就从研究的角度，来约略描述传播学研究史，并进一步概括地来谈谈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最后则在结论里提及传播学研究未来的可能发展。 贰、传播学研究简史

依Delia（1987）的说法，传播学的研究和教育，其实是从二十世纪才真正在美国起步的。十九世纪的三大社会变迁，包括工业化、都市化、和教育的普及，直接或间接助长了传播研究的形成。工业化带来了印刷术的速度和品质；都市化造成了人口的集中；教育普及促进了传播媒介在数量上的增加。这个趋势把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从农业转化成现代化（工业化）社会的生活方式。报纸的发行量因人口集中和工业技术改进，而大幅增加；加上教育的蓬勃发展和其它阅读传播媒介的需求，传播工业、商业和各种产品在二十世纪初叶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随着传播业的发达，传播研究也开始萌芽。

在1900到1940的草创期间，传播研究的旨趣偏重在五个方面：传播和政治有关的问题，传播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传播的社会心理分析，传播和教育的关系，和商业化的传播研究（Delia, 1987）。在这期间，并没有所谓的「传播研究」或「大众传播」等用语存在。大部份有关传播的研究，几乎都隶属于传统的科系，特别是社会学。虽然演辩学系（speech department）

为了教育的需求，早在 1910年代即已设立，但是却只注重实用性的口头沟通技巧的传授而已。

「传播研究」等名词，一直等到1940到1965年的传播研究巩固期才出现。这期间Hovland与Lazarsfeld所领导的两大学术集团主控了传播学的研究方向。Hovland由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态度改变，和Lazarsfeld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大众传播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并进而拓展了国际传播研究的领域。他们给传播研究奠立的基础，实居功厥伟。不过，由于此等研究完全依赖社会科学方法，因此忽略了其它的领域，而且造成了与教育之间脱节的现象。因此在1965年之后，为了职业与大学教育的需求，新闻系与演辩系乃携手整合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Delia, 1987；陈国明，1993）。

从传播研究的巩固期到建立起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把传播研究整合纳入到新闻学和演辩学两个领域里。这就是1965到1980年的传播研究的整合期。

传播科学的研究注入新闻学领域之后，也出现了一些冲突。因为传统上，新闻学以基础教育的职业训练和质化的研究为主，传播学则以量化研究为主。但是两个学科相互渗透之后基本上仍能和平共存。这在1960年之后的教科书质化、量化、职业化、和学术化等主题均匀讨论可以看出来（如Peterson, Jensen,和Rivers于1965年出版的\"The Mass Media and Modern Society\"）。演辩系也因为吸取了传播的研究而起了结构性的变化。演辩学的传授早在美国殖民时期就已开始，到了二十世纪初演辩学纷纷脱离英文系而自成一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演辩学者创立了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ademic Teachers of Public Speaking（NAATPS）之后，演辩学和英文系乃完全脱离了关系。随着此协会的成立，几本主要的专业期刊也跟着发行，诸如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Speech Monographs（即现在的Communication Monographs），Speech Teacher（即现在的Communication Educator），和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研究范畴的增改，NAATPS也改成Speech

Association of America（SAA），再由SAA变成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SCA）。如今又改成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NCA），以显示其包容性。

在一九四○年底，一些演辩学学者联合组成了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NCCS），这个学会为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ICA）的前身。此学会发行了三本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和较近的Communication Theory。Communication Yearbook亦由ICA发行。

NCA和ICA两个学会成了（演辩）传播学的主干。传播学研究也从此建立了如前所提，包括演辩学（Speech）和传播学（Communication）两大领域的学科。演辩学和传播学的整合，在八○年代之后，因社会的变迁而达到空前的发展。研究的内涵与方法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和多元。各领域与学派之间在相争、相辅、与相成的互动之下，形成了一幅百花齐放的高度动态性的图画。这个多元内涵与研究方法带来的各领域之间的拉锯战，至今仍持续进行着。从此图画我们可以概括地看出，在内涵与理论方面，传播学研究汲取了来自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与哲学的部份精华。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深受这些学科的影响，而使得质化与量化等多元性的研究方法同时并存在这个领域里（Cohen, 1985; Pearce, 1985; Littlejohn, 1982,1995）。 参、传播理论和传播研究方法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传播学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方面，虽然如今仍然处于一个复杂多样的局面，但若仔细观之，我们可以发觉传播学这个学门已逐渐建立一个具有共同信仰的自我认同身份。对传播学较有凝聚和连贯的共识也渐趋形成。在此让我们从传播学研究的世界观或概念模式（paradigm）的角度，来扼要地说明当今传播学的共识。一个科学的世界观或概念模式通常包含四个要素：本体论（ontology），认识论（epistomology），形上论（metatheory），与方法论（methodology）（Smith, 1988）。

一、本体论（ontology）

从传播学的角度，本体论意指传播者或传播本身的本质为何。换句话说，传播行为是一种出自自我意志或完全受制于社会、环境或文化的活动呢？很明显地，八○年代之前的传播研究几乎是机械论（mechanism）主控的天下，hypodermic needle或bullet theory就是这种视传播为单向影响的论点的最佳例子。之后，视传播行为为一种自发性、有目的性，而非受制于外在因素的行动论

（actionalism）慢慢取代了机械论。建构理论（contructivism）（Delia, 1977）和通则理论（rule theory）（Cushman,Valentinsen & Dietrich, 1982）的兴起可资为例。在此同时，也产生了承认传播行为无法免除外在环境影响的行动论，Pearce, Cronen and Harris（1984）的continegency rules theory即是两例。 经过这三方面的发展，在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当今传播学者基本上同意传播行为的本质应该包含四个要点（Chen & Starosta, 1998）。第一，传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现象（holistic phenomenon）。传播本身就是一个参与者表达自我认同和接受肯定对方认同的过程的关系网。第二，传播是一个社交实境（social reality）。它是一个参与者经由语言与非语言象征符号的互动，而建立出一组共同分享之意义的过程。第三，传播是一种连续发展的过程（developmental process），如同阴阳互动生生不已，变迁与转换。最后，传播是一个乱中有序的过程（orderly process），就好象日月之更迭，潮汐之涨落，有其规则形态可寻，而非混乱不可预测。

二、认识论（epistomology）

认识论旨在讨论传播探究的本质为何。也就是问：传播学研究的适当方法是什么呢？Pearce, Cronen & Harris（1982）和Smith（1988）认为，影响传播学研究的认识论，包括了几种。第一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主张人类创

造性思考，是揭发具有逻辑结构的经验世界的最佳方法。Chomsky（1966）的generative或transforma-tional linguistics和Burke（1946, 1950）的戏剧性修辞理论（dramatistic theory）为典型的例子。第二是理性实证主义（rational empiricism）。主张前述理性主义对人类的理解，必须进一步建立在经由观察所得之资料的印证上。Grice（1975）的logic of conversation理论即是一例。当今幻想主题分析（fantasy theme analysis）等类的修辞批评皆具有这种色彩（Smith, 1988）。第三是机械式的实证主义（mechanistic empiricism）。主张知识来自尽少受到理性思考干扰的经验观察。早期的传播研究和五、六○年代的说服研究，以及其它如互动分析（interaction analysis）学派也归于此类（e. g., Feldstein, 1972; Stech, 1975）。

第四是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m）。以化约主义（reductionism）和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为基础，主张一个客观真实的世界存在于吾人的理性思考之外，只有经由经验观察才可得知。但经验世界可观察的诸现象只具有可变之相依关系（correlation），而非因果关系。逻辑实证论影响传播学研究甚钜。从传播学成立之初到六○年代，几乎是逻辑实证论的天下，尤其是Hovland学派所建立的说服与态度转变的研究，更执这个范畴的牛耳。逻辑实证论的影响力，至今仍然相当强大。但比起早期雄霸整个学界的情形，我们发觉八○年代之后，因受其它思潮的挑战，其风采已渐渐褪失。

第五是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主张真实世界是经由个人的观察所建构出来的，而且个人所见所解释的现象世界是一个整合的全体。换句话说，个人的心智在认知世界的过程，占据着一个积极投入的角色。建构主义可说是折衷了科学经验主义（humanism）的思潮（Smith, 1988），其领域包括了交谈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内容分析、和修辞批评等解释（interpretive）方法，至于Delia的developmental constructivism与Pearce的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 theory，也属此类。建构主义在八○年代之后，持续对传播学研究发挥强大的影响力。不过，依Smith（1988）的说法，盛行于当代的思潮，应该是所谓的建构主义，认为过度强调个人解释过程的主观性导致了合体性（collective）学术研究的无法落实，因此主张以相互主观（intersubjectivity）来解释传播现象。

最后，视传播为一开放系统，侧重份子之间互动与关连的一般系统理论思潮（general system theory），三十年来也持续影响着传播学的研究。虽然此思潮一直未成主流，但其启发性甚强，应用性也很广，很可能为传播学研究辟出一条新路（Fisher, 1978;Infante, Rancer & Womack, 1977; Littlejohn,1995）。Cushman and Craig（1976）的self-conception approach, Kincaid（1987）的convergence theory, Millar and Rogers（1976; Rogers, 1989）的relational aproach,和Watzlwick, Beavin, and Jackson（1967）的interactional view皆是此派里的佼佼者。

三、形上论（metatheory）

形上论意指对理论本质的信仰。什么样的理论解析（theoretical explanations）可适用于传播行为呢？一般而言，研究者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观点，基本上就已决定适用于该研究者的理论解析。大体说来，影响建构传播理论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定则法（the laws approach），通则法（the rules approach），与系统法（the systems approach）（Bormann, 1980; Stacks, Hickson & Hill, 1991）。

定则法通常拥抱决定论或宿命论的本体观点，在认识论方面则依靠机械式的实证论或逻辑实证论。如前所述，因定则法的理论建构过程，主张传播行为的因果关系，且把人视为传播过程中的一个被动与受制于外力的物体，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人性自我意识的高涨，它的魅力与说服力已大为减低。定则法为理论建

构，基本上是试着使用归纳或演绎的方法，来陈述一种在某种情况之下为真的普遍性命题。这种「在某种情况下，若A则B」的定则法基本论题，深受时空限制，因此用来解释传播行为，不免显得僵化。不过，定则法的影响力虽然日渐式微，它对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与贡献（如Berger and Calabrese的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 1975），具有不可抹灭的历史地位。因此当今仍不乏传播学者（e.g., Miller & Berger, 1978; Poole & Hunter,1980; Seibold, 1980）继续鼓吹定则法的使用。

通则法在本体论方面通常采用行动论的观点，在认识论方面则归于建构或建构唯实主义。此法试着用一种较正式或松散的逻辑思维，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产生这种或那种的传播行为（Stcks, Hickson & Hill, 1991）。经由这个过程，即可发现一组用来解释为何在某种情况之下某某人们会有某种的传播方式的通则。这种通则是可变的，不像是「若A则B」的定则。通则法做如此的陈述：「A认为经由B，C就会发生，因此A决定做B」（Cushman & Pearce, 1977; Cushman & Whiting, 1972）。前面提及的coo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与Goffman（1959）的dramaturgical analysis是运用通则法建构传播理论的好例子。通则法是定则法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定则法失之过僵，缺乏弹性，通则法则失之含混笼统，不易回答一组通则构成的因素。不过，因局势所趋，此法应用在传播学研究上，大有超越定则法，而成为当今显学的趋势。

系统法是一相当庞杂而且尚未完全成形的形上理论（它同时也可视为认识论）。它主要包含结构理论（structural theory）和一般系统理论（general system theory）。系统法把传播行为视为一整体现象，并且进一步探索传播本身各份子之间的关联。系统法的主要字汇（e.g., environment, feedback, openness, hierarchy, input, output, interrelationship, equfinality, and balance），可以很容易用来解释传播学各个不同领域的论题。其启发性之强自不待言，但也因为它的笼统性，尤其在方法论方面的不足，传播学者要能经由系统论的应用而建构出高信度的理论，恐非一蹴可及之事。不过，从当今传播学者对系统法持续保持兴趣的现象看来，系统法将来在传播理论的建构上应该会有一番作为。

四、方法论（methodology）

综观半世纪来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我们可以发觉研究方法随着对传播这个概念的意义、过程、和理论认知的变迁，有着很明显的更迭。最明显的改变是由五、六○年代实验方法学操纵的单元取向，转化为近年来的方法多元取向。再者就是传播学者逐渐发展出一些属于传播学科自己的研究方法（Smith, 1988）。 为讨论方便起见，在此姑且把研究方法区分为量化与质化两类。研究方法的质化、量化之别，并不只意谓着资料（data）的质、量之别而已。两者之间的差别主要是扎根在前面所谈的本体论、认识论、和形上论信仰上的异同。量化的研究方法由功能型模（functional paradigm）引导，崇信决定论、实证论与定则法。质化的研究方法由诠释型模（interpretive paradigm）引导，较偏向于建构论与通则法（Ting-Toomey,1984）。

若依类别，量化的传播学研究方法与主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无异，包括了实验方法与调查法。质化的传播学研究方法以修辞批评（rhetorical criticism）为主。修辞批评有历史批评法（historical ciritcism）、新亚里斯多德批评法（neo-Aristoteliancriticism）、女性主义批评法（feminist criticism）、幻想主题批评法（fantasy theme criticism）、比喻批评法（metaphoric criticism）、戏剧论批评法（dramatic criticism）、叙事批评法（narrative criticism）、与类型批评法（generic crticism）等等（张荣显，1998; Foss, 1989）。至于内容分析、民族志法（ethnography）、互动交谈分析（interactive discourse），与叙事言说（narrative discourse）等方法，则依研究的需求，可量化亦可质化（Frey, Botan, Friedman & Kreps, 1991;Rubin & Babbie, 1997）。 若以当代传播学研究而言，在研究方法方面则已显示出几个趋势（陈国明，1993; Chen & Starosta, 1998; Smith, 1988）。第一，科学与人文方法的合流。传播学者已逐渐发现质化、量化研究方法并非必须敌对不可，因为同一研究内同时使用质、量方法相互印证，常常更能捕捉到传播行为的丰富性。第二，传播学

者渐趋使用传播学独创之研究方法。七○年代之后，越来越多学者偏爱诠释型模的相关方法，来勾勒传播内涵的意义与行动。第三，在研究场域（research setting）的选择方面，传播学者也渐渐以自然研究法（naturalistic research）取代依赖严格环境限制的实验方法。第四，在研究设计方面，横断法（one short/cross-sectional methods）的使用已不再独占，有些传播学者已采用纵贯法（longitudinal designs）的研究。最后，在测量分析方面，为了更加了解传播本身的复杂性，多变项分析法（multivariate analysis）的使用也已大量增加。 肆、结论

传播学发展的过程是崎岖的。它杂揉了不同领域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既属科学又属人文的学科，这种混合的现象造成了传播学的两个主要特色：内容庞杂和方法歧异。从正面观之，这代表了传播学研究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但是这种特色也正好显示了传播学研究的缺点（Zarefsky, 1995）。因为它的包容性，诸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亦同时把「传播」视为它们研究的一个概念，结果造成这几个学科不愿意承认传播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领域的事实。多年来传播学寻求自我认同的过程可说是辛苦备至，这从历年来此学科最主要的学会（NCA）名称的数度更改可以看出。如今传播学虽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而且专门的研究学科，但是如何改变其它领域对传播学的观念和寻求共同的合作，仍是未来有待努力的方向之一。另外，传播学的包容性也造成了因内容过广而无法有效定义其焦点研究的现象，从Infante, Rancer及Womack（1997）和Littlejohn（1995）的书上可以看出，传播研究的概念和理论几乎是无所不包。这种包容性造成了自我认同的困难，这也是传播学至今一直没有发展出一套整合性与有系统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原因。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建立乃是一门学科独立的要素，这方面的尝试也是传播学者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

最后，除了上述的变迁之外，我们当对全球化社会潮流给传播学研究可能带来的冲击，有着深思与对策（陈国明，1998；Chen & Starosta, 1996）。全球化社会潮流在新社区意识的重建，文化认同与文化多元之间的拉锯，以及全球化媒体的冲击各方面的影响，无疑将左右着整个传播学领域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个影响将涵盖传播学教育的设计、研究方法的取舍与学生就业的训练。若把这些问题加上传统上传播学科复杂多元所带来的困境，身为传播学者与学生，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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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国明为美国罗得岛大学传播系副教授。E-mail:gchen@uriacc.uri.edu * Dr. Guo-ming Che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