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基础货币与银行体系流动性

基础货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中央银行资产负责表，缩表，扩表思考讨论：

（1）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的扩表行为以及2017年以来的缩表行为，对基础货币有什么影响？这类操作时基于什么样的目标？（2）从应对危机到供应测改革，我国央行典型货币政策操作中，资产负债表的变化。

2018年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

金融形势变化，加强前瞻性预调微调，注重稳定和引导预期，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存款类机构7天期质押式回购利率（DR007）中枢适当下行。6月末，基础货币较年初则减少了3400亿元。如何看待基础货币下降与流动性合理充裕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呢？对此我们进行了梳理。

应当看到，基础货币并不等同于银行体系流动性。基础货币包括现金、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其中法定存款准备金是交存央行并被冻结的，只

有超额存款准备金才可由商业银行用于支付清算并支持资产扩张，构成所谓的银行体系流动性。多数货币政策操作会对基础货币和流动性产生同向影响。比如，当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以及资产购买等方式投放流动性时，基础货币和超额准备金会同步增加，央行资产负债表出现“扩表”；反之，当中央银行通过上述货币政策工具回收流动性时，基础货币和超额准备金则会同步减少，央行资产负债表相应“缩表”。值得注意的是，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会对基础货币和流动性产生不同影响。当中央银行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部分法定准备金会释放为超额准备金，静态看这只影响基础货币的结构，而不影响基础货币的总量，但同时银行体系流动性则是增加的，由此金融机构的资产扩张能力增强。

不少发达经济体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相对较低，因此其基础货币数量基本等同于银行体系流动性。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后，一些发达经济体央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大规模买入国债等资产，基础货币和流动性同时扩张；近年来随着经济复苏，一些发达经济体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主要是其持有的债券到期后导致央行资产、基础货币和流动性同时消减，出现资产负债表“缩表”，这也意味着银根收紧。相较于发达经济体而言，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相对较高，人民银行降准用于对冲央行资产端变化（如外汇流出、商业银行偿还MLF等）后虽然会出现基础货币减少，但该操作通常具有扩张的效应。例如，2018年4月人民银行下调部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并置换其借用的MLF。分步骤看：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并不改变基础货币总量，只是一部分法定准备金转换成超额准备金，由此会增加约1.3万亿元的超额准备金；而降准后商业银行用降准资金来偿还9000亿元MLF，会使基础货币和超额准备金同步减少9000亿元。

上述操作完成后，虽然基础货币减少了9000亿元（法定准备金减少约1.3万亿元，超额准备金增加约4000亿元），但银行体系流动性实际上净增加约4000亿元。

除货币政策操作外，春节前提现、财政存款变动等其他因素也会对基础货币和银行体系流动性产生影响，由此基础货币月度间的波动可能会相对较大。例如，春节前现金需求量很大，中央银行会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向商业银行相应补充流动性，由此基础货币会大量增加，但由于新增的流动性大部分转为了居民手中的现金，因此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基本稳定。又例如，财政存款增加会导致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存款的减少，相应地会体现为基础货币和超额准备金（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同步下降。

随着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逐步转型，观察银行体系流动性宜从“量”、“价”两方面着手：一是看“量”，要看银行体系超额准备金

水平，而不是简单看基础货币数量；二是看“价”，也就是要看货币市场利率尤其是银行间的资金价格。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深化发展，价格型指标将更趋重要。2018年以来，我国货币市场利率稳中有降，6月份同业拆借和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2.73%和2.89%，较上年12月份分别下降0.18个和0.22个百分点。应当说，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是合理充裕的。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8年第二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