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异同

摘 要：蒲松龄的《促织》与卡夫卡的《变形记》虽成书于不同时空，但他们都借助于一种荒诞不经的、夸张的手法来反映了在这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压迫下的下层人民的“非人的生活”，把人“异化”为虫子，表现出了强烈的悲剧意义。两者在“异化”的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异同。

关键词：促织；变形记；异化

德国著名学者瓦尔特?比梅尔认为“卡夫卡是一位极为重要的现代欧洲作家，因为他最鲜明的把握了我们这个世纪的人类境况。”“他的《变形记》是揭露异化现象的一篇重要代表作。”把主人公格里高尔“异化”为一只大甲虫并最终走向了死亡，是一出典型的悲剧。而《促织》的结局看似喜剧，实际上这是一个悲剧，只是它的喜剧性把它掩盖了起来，这是依然是一出人的“异化”的悲剧。

《促织》与《变形记》，都揭示了在社会压迫下的下层人民所承受的苦难，他们一年到头过的都是那种惴惴不安、灰黯屈辱的日子，这是一种“非人的生活”。两位作者用了这种夸张的艺术手法，揭示人的“异化”的悲剧。然而细细比较这两篇小说，虽同是表现人的“异化”，但由于他们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处的社会不同，这一类似的文学主题就有了不同容量的艺术表达方式。蒲松龄身处十八世纪的中国，处在信奉“宁为太平犬，莫作乱世人”的时期，在一般小百姓的眼里，如成名他们对于生活中的委曲求全，低三下四是不会有太多的计较的，因而蒲松龄笔下显现的不是一只痛苦的、愤怒的，带着精神创伤的蟋蟀，而是一只机灵、驯服、善于讨好凑趣的蟋蟀；它在皇帝面前“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而二十世纪的西欧已经经历了一场热血沸腾，高喊着“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于人的价值，人格的尊严，获得了较十八世界中国更鲜明、更具体的概念，正恭尚“人”字大写。虽终年奔波，但日子还能凑合着对付过去，虽然不免要看上司的白眼，但决不至三天五日，就得上堂见官换打的这种有口饭吃，不必叩头求饶。而生活在欧洲资本

主义社会中的格里高尔却强烈感到他过的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非人的生活”。“人变蟋蟀”是人的“异化”，这一内在的悲剧意义，不能够象“人变甲虫”的现代西欧文学作品那样触目惊心地显示在人们面前。这是由于作者处于不同时空，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没有充分觉醒的人对于人的“异化”，只能是一种朦胧的认识，因而《促织》和《变形记》在处理类似的主题时，艺术表现手法只能大致相应，而不可能达到彼此相同，或者相等。这其间隐显深浅的差异，不是出于艺术才华的之下，而是历史使然。

两位主人公都是在生活的压迫下被迫变成了虫子――甲虫或促织，是被他们所处的环境所逼。用的都是一种荒谬的，夸张的手法。不同的是《变形记》在小说的开头就自然，直接提到了主人公的变形结果。这里没有变形的原因，也没有关于变形的任何其他细节描述，变形仅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提出。而《促织》中成子的变形是有前奏的：成名千辛晚苦捉来的促织被成子不小心弄死，这样一来可能导致家破人亡，成子害怕之下投井自杀，便有了他“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促织》故事的发展符合小说的一般结构，从时间地点人物交代起，一步步发展，直至高潮结局，每一部分都很齐备；而《变形记》在开头就推出矛盾，进入高潮，把变形的事实展示出来，读者的注意力一下集中起来。

格里高尔变形前，维持着一家宁静温饱的小康生活，家庭同他的关系挺热火的；一旦变形，这种热度就急剧下降，以至冰结。昨天他们还是那样相知的亲人，今天已是另一番眼光和面孔，彼此之间如此隔膜，言语不通，思想不通，感情不通，中间隔着一道无法打通的玻璃墙。小说从格里高尔的角度展开故事的叙述，一切从他的眼中见出，通过他的心理活动的折光来反映周围环境的变化，写出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孤独感。诚然格里高尔的亲人也曾为他着急，希望他能够好转，但这主要还是怕他丢了差使，影响一家人的生活；也怕他成了“家丑”，有损他们的名声地位。及至好转无望，则视为祸端，唯恐其不死。格里高尔不死于车祸，不死于疾病，不死于战争，亦非死于他人的迫害打击，而竟死于自己亲人之手，死于他所全心爱着的人们之手，这难道不是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吗？作者以犀利的笔刀，透剔地解剖

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撕开了笼罩在家庭之上的温情脉脉的纱幔，露出其血肉淋漓的现实本相。骨肉至亲尚且冷酷如此，其他关系可想而积压。作者愤世嫉俗之情不言而喻。

《促织》则主要意在借“异化”来反映明、清两代统治阶级的苛政和繁重的租税徭役以及连绵不断的灾难兵乱，给广大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蒲松龄所生活的康熙时期，虽称盛世，皇家采取了满汉合一、休养生息的政策，但是自然灾害以及不间断的战事，再加上大地主阶级的疯狂掠夺，人民生活依然十分困苦。下层人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上面有着一层又一层的统治者，要承受各种各样的压迫。挨打受罚以成家常便饭，生命随时都会不属于自己。一向关心民间疾苦的蒲松龄往往通过其作品，猛烈地抨击窳败的封建统治。无情地揭露统治阶级对人民的疯狂掠夺。《促织》就以主人公成名无法缴纳促织而倍受摧残和折磨，濒临家破人亡的窘境来控诉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层人物――皇帝“偶用一物”，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