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角下对外出版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

作者：章宏 林慧冰

来源：《出版广角》2020年第10期

【摘 要】 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是我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其构建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增强我国对外传播能力。近年来，“一带一路”视角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思路和启示。在此基础上，我国出版机构可以从“精神性”的“交际原则”入手，比如，坚持文明互鉴原则、统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出版布局、加强出口顶层设计、健全出版评价体系，也可以从“物质性”的“交际体制”切入，比如，深耕优质出版内容、重视对外出版语言、善用数字化出版平台、拓宽出版传播渠道，以加强对外出版话语体系的构建，提升我国对外出版话语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关 键 词】“一带一路”视角;对外出版;话语体系

【作者单位】章宏，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林慧冰，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东亚电视节目模式的输出路径与动力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10.005 话语的概念最初源于语言学，并逐渐渗透进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这些学科既吸收了话语作为语言的应用意义，又突破了语言学界限，使话语的概念呈现多学科的维度。不少学者认为，话语是以语言使用为特征的交际实践[1][2]。也有学者在“权力”领域对话语进行探讨，认为话语的外在功能即“对世界秩序的整理”，谁掌握了话语即掌握了对世界秩序的整理权，也就掌握了“权力”[3]。基于以上话语的定义，本文认为，我国的对外出版话语建立在出版物对外传播的实践上，而对外出版话语权则体现为出版物对外传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对外传播中话语影响力和感召力的维系和奏效取决于贯穿其中的话语体系，即由“物质性”的“交际体制”，如机构、平台、媒介等和“精神性”的“交际原则”，如理论、规则、策略等组成的综合系统[2]。历史经验说明，每个国家由弱向强转变时必然经历一个由话语追赶到话语超越的过程，而构建话语体系则是其中必然伴随的重要内容[4]。自十八大以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对外出版是我国对外传播的重要形式，对外出版话语体系则是我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只有不断加强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才能助力我国文化“走出去”，增强我国对外传播能力。

我国出版“走出去”在实践中逐渐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道路，从2003年改革开放机遇下的首次试水，2006年初步建立包括“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项目在内的出版国际化工程體系[5];到十七大后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出版机构通过合资、独资等多种方式在海外建立业务支点;再到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出版行业“走出去”提供了新机遇，我国对外出版迈入新阶段。当前，我国对外出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根据中国国家版权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我国出版贸易的顺逆差不断缩小，从2003年输出1443项、引进15555项版权[6]，到2018年输出12778项、引进16829项版权[7];版权出口种类更加多样，除了作为出版贸易核心的图书，还包括软件、电视节目等类型，近年来，我国原创电视节目模式版权也逐渐开始出口到海外;版权主要输出到的国家也更加多元化，除了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还包括新加坡、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是，我国在对外出版上的后发形势仍未从根本上扭转，不仅在对外出版的质和量上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而且对外出版话语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也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我国出版行业应抓住机遇，加强对外出版话语体系的构建。

一、“一带一路”视角下构建对外出版话语体系的意义

我国传统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印刷术的发明，宋代的活字印刷在朝鲜半岛得到更新，成为金属活字，经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为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形成了平等、共享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8]。在东方印刷术的启发下，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腾堡发明了近代印刷术，催生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传播体系;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报纸、电报等通信技术的发展，少数帝国主义国家逐渐通过信息控制形成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到了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的扩张达到了巅峰，传播的场域成为全球霸权争夺的重要阵地[8]。20世纪60年代末，席勒（Schiller）等学者基于当时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不平衡的信息流动现象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理论[9]。该理论结合华伦斯坦（Wallenstein）提出的“中心-边缘”现代世界体系理论[10]，认为美国等在世界政治经济上有着支配地位的西方中心国家向其他边缘国家和地区单向输出媒介产品，从而实现全球性的文化支配，导致了不平等的世界传播结构和文化趋同，使边缘国家的话语影响力日渐式微。20世纪80年代后期，媒介帝国主义范式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不少国际传播体系中被认为是边缘国家的媒介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和其他边缘国家，由此形成了逆流和边缘流。因此，传播学者们提出了全球媒介生产和流动的多中心和多元化图景[11][12]。然而，这些论点没有超越国际传播领域以旧有世界体系为框架的“中心-边缘”论。

不少学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与注重平等互动的新型全球传播格局的逐渐形成，学界迫切需要“去中心主义”的视角，以回应全球传播的挑战[13][14]，改变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促进全球话语体系的多元发展。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思路和启示。“一带一路”是在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背景下提出的重大倡议，是向所有国家开放、基于各国合作的倡议。“一带一路”视角下，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旨在通过传播推动文明互鉴，开辟共通兼容的新型全球传播格局[15]，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16]。具体而言，在

我国对外出版实践中，一方面，“一带一路”承载着人们对古丝路文化交往的集体记忆，具有形成集体认同的前提，因而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与我国的民心相通，能够加强我国对外出版的感召力和影响力[17]。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涵盖亚欧非大陆以及泛太平洋地区的广阔地缘空间，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地理想象，强化了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思维[18]，因而有助于构建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中国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推动全球传播多元格局的形成。 二、“一带一路”视角下对外出版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

基于“一带一路”视角和上文对话语体系的定义，本文认为我国对外出版话语体系的构建可以从“精神性”的“交际原则”，如文明互鉴原则、“一带一路”出版布局、出口顶层设计和出版评价体系等方面入手，也可以从“物质性”的“交际体制”，如出版内容、出版语言、数字化出版平台和出版传播渠道等方面切入，从而加强我国对外出版话语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1.坚持文明互鉴原则，统筹“一带一路”下的出版布局

文明互鉴原则和“一带一路”下的出版布局为我国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奠定了基础，旨在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对外出版打造成为新时代人类文明的“凿空之旅”，加强我国对外出版话语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文明互鉴原则强调文明的开放与融合性质，意味着平等尊重的姿态和对多元和多向传播的重视。在“一带一路”文明互鉴原则的指导下，我国出版机构要基于一定高度和广度理解和推进对外出版，将之视为促进人类文明传播的事业，以平等、尊重的姿态促进多元文化交流。此外，我国出版机构也可以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出版共同体和共享平台等，以促进文明互鉴。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起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已有来自中国、印度、蒙古国等56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多家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加入。“一带一路”框架下，外研社发起成立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已有来自我国的21家机构和来自12个中东欧国家的21家出版机构加入。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印度NCBA出版社联合成立的“中国—南亚科技出版中心”，则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南亚各国的出版机构、学术机构、先进制造产业等开放。这些出版共同体和平台都彰显了文明互鉴的原则，并因此促进了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版交流。

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对外出版布局也逐渐转向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心的大出版格局。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20年发布的《“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10月，我国已与83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版权贸易，这些国家数量是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国家总量的近三分之二。在此背景下，我国出版机构不仅要继续挖掘与我国已有较多出版交流的“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如韩国、新加坡等，而且要进一步开发如埃及、尼泊尔、斯洛文尼亚等“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同时，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接壤的省份或自治区的出版机构也可以利用好地缘优势，加强与周边接壤国家的出版交流合作。

2.加强出口顶层设计，健全出版评价体系

出口顶层设计和出版评价体系为我国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策略和标准，有助于我国出版机构总结经验、加强竞争力，提升我国对外出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 我国出版机构应立足于“一带一路”整体布局，加强自身顶层设计。首先，我国出版机构要结合国家政策导向和自身优势，科学规划和统筹布置对外出版事业。例如，出版机构可以在确立自身核心品牌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人才培养、制度创新等具体战略，加强对外出版竞争力。其次，出版机构应善于把握政策叠加的发展机遇，依托“一带一路”框架下“丝路书香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工程，用好配套的扶持政策和优惠政策，借势走向国际出版舞台。最后，出版机构间应尽量避免单打独斗，要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充分发挥聚合力量在“一带一路”市场中的优势。“中国出版机构应当在相互之间资源共享，铺通几条主要道路，将资源再聚一聚，出口再拢一拢，全国出版工作才能走得更有效率[19]。”

当前，我国出版机构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出版仍缺乏科学和全面的评价体系。对此，我国出版行机构、相关部门和学术界可以联合起来，建立以第三方数据为基础的评价体系。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通过馆藏数据这一在期刊和报纸评价体系中广泛使用的学术研究指标，追踪中国出版物在海外的流通轨迹，探讨中国出版在海外的传播影响力。此外，出版行业也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出版物，将其纳入与之适配的评价指标，从而开发出更具指导意义的对外出版评价体系。例如，在对学术出版的考察上，对外学术影响力的指标就比经济效益的指标更为恰当。我们可以将出版物在其他国家的文化影响力、社会反馈和媒体评价等多重指标纳入“一带一路”对外出版的评价体系，从而促进我国出版机构努力提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 3.深耕优质出版内容，重视对外出版语言

优质的出版内容和出版语言为我国对外出版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生动易懂的话语内容和表达手段，有助于促进我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加强我国对外出版话语的亲和力和感召力。

在出版内容的创作上，我国出版机构应以文化接近性和文化差异性为重要原则。一方面，文化接近性理论认为，受众在媒介产品消费中倾向于接受与自身文化、语言、历史和价值观等相近的媒介内容[20]。这就要求我国出版机构要重视内容建设。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各国文化和风俗等也各不相同，我国出版机构应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的需求，开发相应的出版内容。其次，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与周边国家的相同民族尽管文字不同，但在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基本相同，这降低了双方出版交流的障碍[21]。因此，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出版机构应利用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接近性优势。例如，新疆人民出版社就以此优势向吉尔吉斯斯坦输出了当地人民熟悉的柯尔克孜族民族

史诗《玛纳斯》，引起热烈反响。另一方面，出版机构也要重视文化差异性原则。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想要了解中国的诉求愈发强烈。正如阿联酋出版家贾麦勒·夏西指出的，“阿国图书馆和书店中的中国书很少。他们非常需要从各方面了解中国”[22]。因而，我国出版机构在对外出版上应挖掘我国的各个方面素材，以充分的文化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此外，根据文化接近性原则，对外出版语言也应受到出版机构的重视。一方面，我国出版机构应加强出版翻译。首先，我国出版机构应善于依托“中外图书互译计划”“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等翻译资助项目，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出版机构的交流合作，推动出版翻译作品的海外传播。其次，我国出版机构还可以通过培养对外出版翻译人才、组建跨国译者团队等方式提高出版翻译质量，尽可能使译本在语言表达上更符合海外受众习惯，并准确传达好出版内容。另一方面，我国出版机构也可以直接邀请海外的专家学者，让他们以本国受众熟悉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进行写作，增进海外受众的理解和认同。以国家“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框架下的“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为例，该计划已支持了一百余位海外作者，出版了涉及十九种国家语言的百余种图书。其中，印度汉学家狄伯杰的《中印情缘》、波兰汉学家卡伊丹斯基《我生命中的中国》等作品在海外获得很大反响。 4.善用数字化出版平台，拓宽出版传播渠道

数字化出版平台和立体化的出版传播渠道为我国对外出版话语体系的构建搭建了桥梁，有助于我国出版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加强我国对外出版话语的影响力。

在数字化浪潮下，我国出版机构应善用区块链、5G通信、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争取以我国数字化出版的先发优势弥补在传统出版市场的后发劣势，实现弯道超车。对此，出版机构应不断提高数字化出版能力。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星出版社出版的抗“疫”主题图书《站在你身后！——从特拉维夫到黄冈的384小时》就在亚马逊Kindle、掌阅等数字化平台与海外读者见面，体现了数字化出版的速度与效率。同时，出版机构还可以通过对接数字化出版技术平台、自主打造全球化数字化平台等方式在数字化出版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例如，五洲传播出版社就针对“一带一路”沿线的阿拉伯地区研发了“that' s books”的阿语电子阅读平台。该平台现已成为阿拉伯地区拥有电子书品种最多的数字阅读平台。而专注于数字阅读的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则尤其注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市场的布局，不断向海外用户提供中华文化的优质内容。

立体化的出版传播渠道对对外出版同样至关重要。我国出版机构要从多方面拓宽出版渠道。一方面，出版机构可以通过 “借船出海”“买船出海”和“造船出海”的组合方式丰富对外出版形式。首先，出版机构可以采取与海外出版社合作的“借船出海”策略。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通过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机构合作，翻译和出版了一批优秀图书，进入当地主流图书市场。其次，出版机构也可以采取投资或并购海外出版机构的“买船出海”策略。例如，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法国科学出版社（EDP

Sciences）100%的股权，此次收购是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一步，也是其推动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的重大创新举措。最后，出版机构还可以采取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的“造船出海”策略，实现出版物的本土化传播。我国出版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新成立分支机构20家，并以这些分支机构为我国对外出版的支点向周边区域扩散，逐步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扩大我国对外出版的影响范围。

另一方面，我国出版机构还可以通过“在地化”推广活动提升对外出版的国际影响力。首先，我国出版机构海外分社应充分发挥本土优势，借助举办学术交流活动和特色节日活动的形式，增进当地人民对我国以及我国出版机构的了解。其次，我国出版机构还应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书展的机会，如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开罗国际书展等，展示和宣传我国出版的特色和魅力。最后，我国出版机构也可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机构展开合作，例如，我国美术类出版社可以与沿线国家的艺术机构合作，将国内优秀的艺术品拿到国外展览、拍卖;医学类出版社可联合中医药企业，与沿线国家合作建设中医药合作示范基地，推广中医药最新研究成果等[23]。由此，我国出版机构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加强自身的话语感召力和影响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视角下，我国出版机构可以从“精神性”的“交际原则”和“物质性”的“交际体制”两方面切入，构建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提升我国对外出版话语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而除了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我国出版机构还要发挥好对外出版的桥梁作用，在对外出版话语的构建过程中推动全球话语体系多元发展，促进人类文明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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