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碰到这样的问题“假如你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位商人，准备投资创办企业，据此探究下列问题”。小编为您整理了以下解决方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解决方案1：
LZ说到19世纪60年代中国工商业的状况
这就不得不谈到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商人——绅商阶层
由于令清朝统治者创痛钜深的鸦片战争是由于封建王朝一向漠视的对外贸易引起的，于是外贸被夸大地与国家的生存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迫使人们去重新估价商业的作用。从19世纪60年代起，先后有王韬、容闳、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虬、何启、胡礼垣等人不断鼓吹新的社会价值观。他们稍许有点夸张地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仅发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有另外一种战争，即“商战”。郑观应在他的名作《盛世危言》里发出了“商战”的呼声，中国的工商业者自此开始，第一次堂而皇之以“富国”理想的担当者步入历史，一向重农抑商的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新型社会集团——绅商阶层。
从本质上看，绅商阶层是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体。它的社会基础极为广泛，其中既有先具备功名地位再从事工商业的，也有先具有商人或买办身份又厕身官僚行列的。前一类人的代表有孙家鼐（咸丰己未科状元，1859年）、陆润庠（同治甲子科状元，18年）和张謇（光绪甲子科状元，14年），这些曾获传统社会最高科举功名的士大夫从事一向被视为“贱业”的工商业，是社会风气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后一类人的代表有胡雪岩、盛宣怀等人。胡雪岩最初是银号商人，后来因为帮助官军剿太平军有功被授官职，人称“红顶商人”。盛宣怀的事业则更显得轰轰烈烈，他先后帮助李鸿章、张之洞“佐理”洋务，其势力遍及轮
船、电力、纺织、冶炼及银行业务，后来获得实授邮传部尚书等高级官衔。这个阶层在形成过程中具有无限层次的过渡形态，亦官亦商，在政界与实业界双栖既是这个阶层的最大特点，也是他们与传统商人的最大区别所在。纯粹的民间资本在当时的中国获得发展的空间很小。洋务运动最初的十年，李鸿章基本上不许民间资本介入，直到19世纪70年代，因为官办企业贪污盛行，亏损严重，资金难以为继，才开始以“官督商办”形式出现，而“官督商
办”这种模式最后的结果是商人出钱，官僚贪污，企业效益奇差，商人们最后将这种形式弃若弊履，然后才有“官商合办”这种形式出现。而洋务派的另一巨擘张之洞则自始至终都对民间资本严加拒斥。这种状况持续到1911年辛亥后的初年，北洋军阀对于经济的控制力极大地削弱，原来一些官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不是日益萎缩，就是转向商办。而这一时期新办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商办。由于当时的北洋军阀不能操纵经济，也就不能任意破坏经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自由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特征。
我们知道， 18-19 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一统集权帝国，不仅其国家制度在政治治理结构上全盘承袭了秦王朝的郡县制，而且还彻底地废除了清初原本实践了一段时间的诸如给吴三桂之流封王而有利于分权发育的封建制度。当时的中国，由于清廷的高压统治，在政治上实行的是一种高度垄断的集权制度，在文化上实行的是独尊儒学的文化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上则是按仕农工商的序列实行重农抑商及所谓以“奇技淫巧”排斥科学技术的自然经济。
满清王朝用这种落后的国家制度统治中国，在西方正在兴起工业和代议制政治的时代，会产自然生长出一个世界强国吗？我绝对敢说，即使按当代某些中国人在一部歌颂康熙皇帝的电视剧中写的一句歌词，“向天再借 500 年”，让康熙皇帝来继续统治中国，这个国家虽然由他统治下，在发展停滞的世界中一度领先于全球而被首次来到神州的西方传教士们称羡不已，但是如果他不跟上西方的步伐，拒绝对王朝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大清王朝将依然会是世界上最落后的没落帝国。
对此，我们只要看看晚清搞的洋务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自然能够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西方的汉学家和中国主流历史学家的眼中，晚清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的经济史上和国家制度改革上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运动。导致这个富国强兵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看来非常简单：满清的洋务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这个运动以坚持满清王朝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它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全面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自始至终坚持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的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和前提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完全无视建立近代企业制度和公平市场的基本法则。
洋务运动自身的悖论集中地表现在，垄断工业和其它新兴产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和不可兼容，即，晚清既是国家经济活动的裁判员，又是市场上的利益主体，并时时刻刻利用其裁判员的权力，目光短浅地去追求其在市场上的经济利益，而不管企业制度和市场秩序是否会因此而混乱不堪。晚清王朝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使得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蓄意压制有前途的私人企业发展。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与满清的洋务运动相比，虽然起步较晚，却成效远远大于后者。日本在明治维新运动中，除了国家的中没有放弃天皇的实权不搞虚君共和之外，不仅规定了国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其在国家的基本制度上竟然是“全盘西化”，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当时的日本，除了在国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明治时代的日本完全可以没有私心地发挥公平司法，严格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从而，使国内的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加上维新期间日本模仿西方的公司法和专利法，鼓励国民的创造发明，简化国民创办企业的审批手续和降低国民创业的门槛，使得私人企业有宽松的创业环境和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日本从明治维新时代起，西方的各种先进技术就得以广泛在日本引进、发展和生根。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仅以李鸿章搞的轮船招商局 (1872 年) 以及开平矿务局 (1877 年) ，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8 年) 为例。对这些晚清最著名的企业，我们很难设想，其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运行机制，居然在制度层面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象李鸿章作为朝廷，又是企业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从私商筹到资本，任命有捐纳的官衔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经理，很像当今有控股权或控制权的企业任命各级出任董事长、总经理一般无二。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大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其双重地位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近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私人企业自然也不可能发展起来。总而言之，晚清这些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有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诸如裙带风盛行，滥用资金，贪污成风，却没有近代私人企业的最低效率。
但实事求是地说，晚清覆亡前的官督商办企业，在随后清廷制定的经济制度规范下，与共和国成立后的很多国营企业相比，到更像近代企业。特别是清朝末期在多次沉重打击下规划立宪改革后，于 1904 年月 21 日颁布《商人通例》九条和《公司商律》一百三十条， 1905 年颁布公司登记法， 1906 年通过的破产法和专利法，终於使近代中国的经济制度开始走上正道。如， 1904-1908 年国内私人企业就曾迅速发展，共有多达 272 家注册成立。无奈，晚清这个国家经济改革的良好发展趋势，最终却被清廷延缓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积累的社会矛盾所引发的和随之而来的初年的国家所打断。
反观晚清的洋务运动，其特点不但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从一开始就排斥私人企业，使私人企业难以获得宽松的创业环境和发展空间。我们从充斥于正史记载和民间野史的故事中，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晚清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必须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各级官吏的庇护，其中，胡雪岩发迹的故事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呵呵,本人就喜欢看<<红顶商人-胡雪岩>>
19世纪后期，官商胡雪岩依靠和军队，开设阜康钱庄—应该算是中国初期的商业银行，钱庄的生意非常兴隆；随后，依靠钱庄赚取的资金，开始涉足贸易领域，从事军火、机器的进出口业务；再后来，公司大肆征地，并且收购许多民间药材和药方，大量招聘名医，扩张到医药业，胡庆馀堂长大成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中药连锁公司；最后，公司非常看好被外资垄断的丝绸业，通过高价收购，在上海创立丝绸厂，几乎垄断市场。胡雪岩的“投资公司”无论在金融、医药、贸易还是丝绸业，都几乎处于垄断地位，这显然是一个有着“长大欲望”的公司机构，但是阜康钱庄却没有像花旗银行那样长大至今。
胡光墉（1823～1885），幼名顺官，字雪岩，湖里村人。墉幼时家贫，帮人放牛为生，稍长，由人荐往杭州于姓钱肆当学徒，得肆主赏识，擢为跑街。咸丰十年（1860），因肆主无后，临终前，以钱庄赠之，乃自开阜康钱庄，并与官场中人往来，成为杭城一大商绅。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太平军攻杭州，光墉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委光墉为总管，主持全省钱粮、军饷，因此阜康钱庄获利颇丰。京内外诸公无不以阜康为外库，寄存无算。他还协助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般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从中获得大量回佣。他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同治十三年，筹设胡庆馀堂雪记国药号，光绪二年（1876）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胡庆馀堂雪记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其时，战争频仍，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此后，胡光墉亲书“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胡庆馀堂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光绪八年（1882），光墉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惹怒外商，联合拒购华丝。又因海关海运操于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运。次年夏，被迫贱卖，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十一月，各地商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馀堂易主，宣告破产。接着，清廷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光墉遣散姬妾仆从，于光绪十一年十一月郁郁而终。
历史材料证实，胡雪岩之所以能从个银号小伙计变成巨商，既有其内在的聪颖与心计，也有其偶然事成的机遇。是谁给了他机遇呢？是那个受过其善待的王有龄吗？可以肯定：非也。王有龄确实通过走通上方拓宽了仕途，但只是做县官，做州府，后来当成浙江巡抚才一年便因太平军打进杭州城上吊悬梁了。请问，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如何能扶植起个一代豪商？很显然，作小说，也太玄乎其玄了。给他机遇的恰恰是左文襄左宗棠。一名反侵略护国土从未打过败仗的爱国主将。左宗棠给了胡雪岩四次发财的机会：一是让其负责组建常捷军的资金积累及粮饷，发了军火财；二是命其帮助建设马尾造船厂，发了技术及设备引进财；三是命其组建上海转动局，操办西征军务所需物资及军械，发了转运财；四是请其引进外资支援收复所需的先进武器，又发了引资财。所以，没有左宗棠，便没有煊赫一时的胡雪岩。
当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导致工业后，手工业将没落是时间早晚的事。胡雪岩不是没看到这个问题，但为了维持广大江南农村养蚕人家的生计，他不愿改弦易辙，亦不甘心屈服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之下。他以一人之力，屯积生丝，垄断居奇，企图迫使外商高价收买。但胡雪岩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对方的力量，外商联合拒买胡雪岩屯积之丝，逼得胡雪岩不得不贱售其丝，遂致破产。
胡雪岩怎么会败落?单用蒸汽机是无法说清楚的，严格地讲，胡雪岩之所以败落，被抄家充产，其导火线是因为他引进外资时，向朝廷谎报了利率，拿了回水；但真正原因还在于他逐步完成了从买办和官僚资本家向民族资本家过渡，对洋人在经济上入侵中国给以了有力回击。他为了抵制洋商对中国蚕农的盘剥，花大本钱，从包桑园开始，包揽蚕丝收购，然后再抬价卖给洋商，使得洋商倍感难办。胡雪岩的举动，甚至使当时的伦敦市场都发生了波动。洋人的痛恨，再加上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斗争，自然使李鸿章提出了“倒左必先倒胡”的密令，使胡雪岩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胡雪岩是最早实现其商业模式多元化的：贸易（生丝、粮食、茶叶、军火）、房地产、金融（当铺、钱庄）、实业（药铺—胡庆余堂）。许多企业家对胡雪岩的崇敬在于他能在短短三十年能打造起这么一个商业帝国，而且样样赚钱，是多元化成功的典范。相比之下，历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晋商、徽商，生意做得再大，也都只在一两个行业成功，如山西商人开钱庄，安徽商人做贸易和流通。
胡雪岩能从“一个钱庄小伙计到中国最大的官商”的商业传奇，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成功就是权利“寻租”，，官商一体。
晚清末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活动的萌芽和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寻租活动随之滋生，胡雪岩式清楚地认识到金钱来自于资源，而最大的资源配置就是官僚集团，因此，要想富，首先就是要""，进而"官商一体"。于是他所"勾结"过的官都是掌握当地最大的资源配置的决策者，有把持东南的何桂清（官至两江总督)，王有龄（官至浙江巡抚)，其后又成为权倾朝野的左宗棠的心腹。胡雪岩真正腾飞就是与谋得一个拜见左宗棠的机会，他带去的见面礼便是十万两现银，"报效军中"。那么他的此类"寻租租金"最终又为他赢得了多大的实际利润?左宗棠平乱时期因军饷不继，委托胡雪岩在上海为他筹借洋款、购买军械，胡经手六笔，借款总额一千七百万两，利息累计达八百万两，仅此一事，他个人就从中净赚约二百万两银子。现实商业社会中，许多成名立万的企业家，当初第一桶金恰恰就是某个领导的批条，某个首长的招呼，拿到某种稀缺资源（土地、汽车、香烟、原始股票），一转手就赚了；从历史角度而言，他们能不打心眼佩服胡雪岩吗？
如果你循着这条思路去看胡雪岩的产业构成，贸易（生丝、粮食、茶叶、军火）、房地产、金融（当铺、钱庄），哪一样不是依靠官府背后的权利资源支持（甚至垄断经营）发展起来的？胡雪岩的商业帝国的经营不管做得多大多强，核心都依赖着一个人—胡雪岩。更准确地说，是依赖整个官僚集团对胡雪岩的某种程度的信任和相互利用。因此，一旦这种联结这层关系的核心链子掉了（左宗棠之死），胡雪岩商业帝国也就轰然倾倒，其实胡雪岩商业集团根本不存在什么多元化，只是权利资本和商业资本结合在一起谋取利润最大化的时候，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而已。